陈独秀在“汉奸”事件后的抗战政见评析

陈独秀的抗战政见以其“汉奸”事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汉奸”事件后,他与中共的政治对立使其前期抗战政见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演化,其抗战理论与中共的抗战实践由脱离走向严重对立,由此从发动民众的全面抗战倒退到依赖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最终走向悲观主义的泥沼。但抗战救国仍是他思想的主旋律,他仍为中国抗战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披着汉奸皮的伪人员

“这炭屋里也不是什么僻静的地方．常有各色各样的人来闲坐。有的是本庄的村民．有些是队员们过去的穷工友；可是有时披着汉奸皮的伪人员．也趾高气扬地坐下作客，李正心里就有些警觉；可是一阵钉子皮鞋声响，巡逻的鬼子，也挟着上了刺刀的大盖子枪，来中国商家逛逛了。”这是知侠《铁道游击队》里的一段话，其中“披着汉奸皮的伪人员”令人费解。

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声——抗战历史问题与“汉奸现象”解析

中国共产党高举全民族抗战旗帜，倡导、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全面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领导抗日军民在敌后战场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对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牺牲的将领是比较多的；由于国民政府政治不清明，经济不发展，社会不安定，文化基因出现问题，加上推行“曲线救国”，致使汉奸、伪军大量涌现。

从“汉奸王”、“罗生门”到“限塑令”

国外留学生王千源被指与藏独势力为伍，被公众唾为“汉奸王”；广州女模谭静高楼裸死，谭静案一时间又成为广为流传的“罗生门”……最近挑战人们思考判断能力的事件，似乎一下子全都挤进了大家的视野。

“一国两制”光照千秋──批驳李登辉的“两国论”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祖国和平统一、民族振兴的理论。李登辉的“两国论”是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谬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振兴，是历史的主流，李登辉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民族的千古罪人。

施琅“复台”和“保台”的历史功绩——兼驳施琅是海盗、叛将、汉奸论

1661年,郑成功进军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使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其子郑经继位,自立为“国”,多次拒绝清廷招抚。郑经死后,子郑克继承其父衣钵,坚持与清廷分庭抗礼。1683年,施琅奉旨收复台湾,使台湾又回到祖国怀抱,纳入大清版图,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在台湾的“弃”、“留”问题上,又是施琅上疏力谏,使台湾永远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过去,说施琅是“海盗”、“叛将”、“汉奸”,都是不实之词,应予推翻。施琅是一位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的爱国将领。

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谈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史实准确与政治正确问题

新时期以来开始的沦陷区文学研究 ,从史实出发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 ,终于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成果。由此 ,沦陷区文学成为了抗日战争时期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 ,某些沦陷区文学评价文章 ,从政治上对当下的有关研究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其批评模式是 ,基本上因袭新时期以前的政治定论 ,在没有下功夫对沦陷区文学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 ,便主观设定出批评对象中并不存在的观点 ,以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的所谓沦陷区文学“总体认识” ,然后再罗列不实的或未经核准的证据加以否定。其结果是既没有促进沦陷区文学研究 ,也与其良好的初衷相悖。本文旨在通过辨析这些文章中的史实差错证明 :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