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从清代前期学术流变看桐城派与“汉学”关系——“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二

"汉宋学之争"是清代学术史上的焦点之一。最初,以姚鼐与戴震之间的争论最为引人注目,"汉宋学之争"也因此而成为桐城派研究中常常涉及的问题。但学术界多从"扬汉抑宋"角度评论这场争论,或用戴震拒绝姚鼐师从的请求来解释这场争论的发生。"汉宋学之争"是关于儒学本质与功能之争,它是清代学术流变的产物,即"汉学"家放弃了顾炎武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将经学蜕变为考据训诂之学,并以考据训诂作为汉、宋学的分界线,从而引发了"汉宋学之争";其导火线则是戴震在谈到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关系时,以"考核"自诩而视文章为"等而末者",贬抑了义理、文章,从而引起与姚鼐的冲突。

从两本《论语》注看“汉学”思潮

经学是封建社会的文化主体,清代学术也是以经学为中坚,清代经学从汉代有今文、古文经学之分,故亦称"汉学"。本文以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康有为的《论语注》两书为例,具体从方法等方面分析清代今文、古文经学的区别,试图能较详细地勾画出今、古文经学不同的特点、方法及价值取向。

“汉学热”下高校青年英语教师的汉学修养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掀起国际范围的"汉学热"。调查发现,尽管青年英语教师有其自身不可比拟的优势,但他们的汉语文化基础相对薄弱。这将一定程度阻碍他们教学和科研的进一步发展。青年英语教师应该学贯中西,厚实母语文化基础,从中汲取丰富营养,以在教育科研上有更大作为。

从俄罗斯“汉学热”看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之推进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成熟、稳健发展,拓展了俄罗斯对中国语言文化的需求,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汉学热":以孔子学院为龙头的教学机构为传播推广汉语创造了有利条件;俄罗斯高校的汉学研究十分活跃,文、史、哲、经、法等不同学科的学术成果异彩纷呈、相继出版,并涌现了一批年轻的汉学家。这是我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鉴于当下存在的汉语师资匮乏、教材缺乏本土性、汉语推广模式创新不足等加快发展的制约因素,推进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应实施的战略举措为:通过友好往来,提升中国文化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实现师资本土化,发挥其得天独厚的教学优势;"量身订做",编写满足不同受众群体需要的教材;鼓励中国有识之士赞助,提供充足的经费保证;致力创新,为中国语言文化"走出去"进行规律性探索。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倾向

从学术思想、学术理路和学术实践来看 ,章学诚不仅与当时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乾嘉汉学大异其趣 ,而且对乾嘉学派所反对的“宋学”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认同 ,具有一定程度的“宋学”倾向。章学诚虽然对“汉学”与“宋学”的流弊都有所批评 ,但他对“汉学”与“宋学”并非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 ,而是在二者之间有所轩轾 ,其思想取向基本上是崇“宋学”而薄“汉学”。

清代汉、宋学关系研究中若干问题的反思

汉、宋学关系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至关紧要的问题。清末民初以来对此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从既有研究的情况看,还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汉、宋学关系不仅是精英阶层的“学术思想”的问题;其二,汉、宋学之间的区别未必是壁垒分明的;其三,研究中必须摆脱先入之见,回归清人的语境;其四,应该重新由史料出发,完善与修正既有论述框架。

对外汉语教学中真实情景的创设

在对外汉语课堂教学中创设真实情景,既不同于学生课外用汉语进行的日常交际,也不同于课堂组织的模拟情景,而是建立在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为获取信息而进行的交际活动。建立信息差是创设真实情景的主要方法。在具体教学中可采用个人关联法和看图说话的方式灵活运用。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

《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有很多错讹,初步核查,有100多处,本文举出38例。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评介

《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是方一新先生于2010年出版的著作,该书对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状况、成果、可利用语料、研究方法、研究方向等做了详细介绍,是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本文对该书的体例、特点、价值及影响进行介绍,以期引起更多从事中古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学人注意。

关于“正月”及其他——与孙玉文先生商榷

本文就孙玉文先生《〈汉语历史音韵学·上古篇〉指误》提出一些辩驳意见。主要有 :对《诗经·小雅·正月》一章“正月繁霜 ,我心忧伤”中的“正月”的解释的讨论 ;对“不律”、“不来”、“”、“”等是否单纯词的探讨 ;对《诗经·小雅·隰桑》一章及《诗经·邶风·新台》二章押韵情况的看法 ;对汉语“篱笆”能否和藏语“ra ba”比较的看法等。

关于森林生态功能评价的探讨

森林生态功能是无形的，无法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价值，但是森林生态功能既有营林成本，又是营林收入，需要对其进行正确评价．该文就森林生态功能评价的意义、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做扼要论述，以朱亭小流域为例对森林涵养水源、保护土壤、纳碳释氧等生态功能进行评价，并对森林生态功能评价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看法。

对外汉语教学侧重性分析

根据在中国大陆地区学习汉语的外国人来源情况,以及针对东西方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作者提出了外籍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所面临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在对比和参照其它语言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优缺点基础上,本文作者在教学方法和课堂设计上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做法,提供了一些有侧重性的教学参考示例。

另一侧的潜流:清末国学变迁与章太炎的明治汉学批判

20世纪初,海外特别是明治汉学的波澜与中国国学界的跃动,事件层层叠叠,表现出互相倚依、内外牵扯的二重奏样态。1911年《学林》所载章太炎《与农科大学教习罗振玉书》,猛烈抨击明治汉学,乃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关键文本。往往被忽视的另一侧,即中国国学界内部之演变,助推了章太炎的明治汉学批判。无论是抨击褒奖日本汉学的风气,还是质疑以新出土文物为重心的学术潮流,章太炎的相关言论,可溯自《国粹学报》。俞樾与岛田翰,才是他批判文章中未录其名,但内心实则紧张的人物。“依自不依他”,作为章太炎的伦理和学术立场,也反映了古物流失过程中,中国知识人通过坚信内心的实在圆满来应对外在事物变迁流转的共同心态。“故闻”与“古物”之学的纷争,蕴含了章太炎论衡“国故”与罗振玉“古器物之学”各自的关切。两人均视对方为争夺“国学”话语权的对手。《学林》与《国学丛刊》的创刊和隔空论争,意味着他们分别另起炉灶。从《国粹学报》到《与罗振玉书》的相关事件和言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西力东侵、东学寝盛的背景下,中国国学界所经历的这段心态调整、人事变迁,学术竞争与转轨的动态历史。

“他者”的祛魅——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与“汉学心态”的反思

随着海外学界对中国"问题"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海外汉学"对中国学术形成的挑战与冲击也愈加引起广泛关注。我们在这一背景下提出要对"汉学心态"予以警惕和检讨的同时,也要深入挖掘"汉学心态"出场的特殊历史机缘,并以李欧梵、王德威等炙手可热的海外学人的研究为典型个案,揭示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逻辑悖论以及历史细部的盲区。通过多维度的总结剖析,反观"本土"研究应从自身理论框架的完善、"泛文化研究"的抵制、本土立场的坚守以及自身文化自信的建立等方面应对"汉学心态"带来的学术惶惑,摆正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立场与学术心态。

从经学到经学史——儒家经典诠释展开的一个视角

经学是儒学的主体,谈儒学离不开经学,但儒学与经学的关系颇为复杂,大致可分为"前经学时代""经学时代"和"后经学时代",而每一时段的情况又很不一样。在经学解体之后,现代学术中的儒学话语基本上与经学剥离开来,变成哲学思想等形式;而经学的历史资料则流布于史学、文献学等领域,或收缩为狭小的经学史研究。这种状况已持续了百年,所形成的"经学"观念也渐成定势,使其疆域狭窄,形象枯寂,成一死学问。实际上,广义的经学既包括了围绕经典所展开的各种整理和训释工作,也涉及对这些文本所蕴含的思想义理的诠解与发挥;既有以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功夫为中坚的学问形式,也有问道求理的形而上致思趋向。作为训诂与义理并存的大系统,新的经学建构首先要冲破"以小学为经学"的狭窄观念和"即经学史以为经学"的无奈之举,将经学放到中国文化历史的宏阔视野中来理解,由经典诠释入手阐明其意义,使之从纯粹材料化的身份中解放出来。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章”创造性转化的两种路径

《野草》之后,鲁迅实际上在某种层面上部分地扬弃了其早期所践行的19世纪的文学观念,而向中国传统与早期现代搜寻资源:其一是创造性转化了晚明顾炎武以降的“汉学/经学”书写传统,成就了其晚期杂文的写作;其二则是创造性转化了中国早期现代叙事传统,成就了晚期《故事新编》。这两种创造性转化路径的写作有一个共通的特点,那就是及物性,即一种追求鲜活生命之“敞开”的“文”之实践性。1930年代鲁迅既与自由派文人不同,又与左翼作家有着隐微的错位,个中原因恐皆源于此。并且也正是由于这两种创造性转化路径的写作才使得鲁迅成为了一个伟大而独特的“文”之实践者与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