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作为思想的历史:清代“汉宋之争”的内在理路

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条重要线索,"汉宋之争"的研究并不能单纯地从学术史外缘进行阐述,它具有真正遵循思想史内在理路(inner logic)向前的学术轨迹。作为思想的历史,"汉宋之争"持续时间之推定,并不能仅仅界定在汉学兴盛之后,而应是横跨了整个有清一代,这个内在的学术轨迹虽然经历了汉盛宋衰、宋盛汉衰、汉宋合流的阶段,但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思想的交融与井喷,不管是相互批判对立,还是相互融合调适。这些分段式的学术演绎无一不在反映清代学术史活泼、前进、具有生命力的这一特性。清代汉学与宋学的衍生、发展、嬗变,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攻讦、相互批判,及至最终的合流,都无一不证明学术史是向前发展的,与此同时使得清代思想史在激荡与调适中展现出绚烂的学术火花。

清代汉学内部的“汉宋之争”

汉学考据与宋明理学的聚讼及后来的兼采并不是清代"汉宋之争"的全部命题。清代虫鱼考订风气的大兴,使得汉学家们一方面汲汲于对典籍、文字的过分关注从而对饤饾考据产生出巨大的亢奋与兴趣;另一方面又因儒学内部治学路径的不一与学者们治学精力的不及,使得其问学因无法弥补"义理""德性"层面的涵养转而攻讦宋儒,但清代汉学(家)毕竟无法摆脱"儒学"的整体路径,故而"道问学"的同时又不敢完全与宋明理学中"义理""德性"层面相脱离,汉学家内心有属于贴近理学层面而不至于严重脱节的焦虑心态在左右其思想,虽然这种心态在整个清代汉学家们的内心中虽不甚显要,但是却间接决定了汉学家对问学的认知与儒学在清代的理路,汉学家这种纠缠不清的心理表现在"求知识"与"修德性"两股势力不断左右清代学术史的基本走向,这即是清代"汉宋之争"的根本原因。

李详“桐城派”批评之学理反思

李详“桐城派”批评是“宗派”之争、“骈散”之争、“汉宋”之争、“新旧”之争的合力效应。“派别”界说上,李详否认“桐城派”,有意误读其义界,忽略流派多元性,存门户之见;但他于“桐城”之外率先命名“湘乡派”,点明“桐城派”转型契机。“骈散”观念上,李详批评“桐城派”、批评林纾,有意张扬骈文地位,争夺话语权;但他指出“桐城”古文空疏之弊,理性评价“桐城先贤”与“桐城后学”,利于“桐城”古文近代转型。李详立于“汉学”阵营,批评遵奉“宋学”的“桐城派”,以宣扬“汉学”;新、旧文化冲突时,他自觉以“旧派”文人身份对抗“新文学”阵营,力图维护“旧文学”。梳理并反思李详“桐城派”批评,对深化李详研究、“桐城派”研究、骈文学研究、近现代文章学研究及文学批评史研究皆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