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沈之争”——昆曲贵族性与市民性的交织

发生在晚明剧坛上的"汤沈之争"是一场深刻的戏曲学术争鸣。表面上是戏剧文学性与戏剧舞台性孰主孰次的争论,其实它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内涵。昆曲兴起时,苏州城市经济业已起飞,市民阶层迅速崛起。沈璟以倡导"本色"而为市民的艺术审美代言,却又以"守律"捍卫了昆曲的贵族品质;汤显祖以崇尚文采固守典雅,却又以破律反沈璟主张而行之。"汤沈之争"显示了昆曲的社会属性—贵族性和市民性之间的对峙、互动与交织。

南曲文人化历程中的“汤沈之争”

在南曲文人化过程中出现的“汤沈之争”,聚讼的焦点在于曲这一文体的本质属性是音乐性还是文学性的问题。这代表着文人曲家已经将曲作为一种独立文体来确立其不同于传统诗文词的特征。以汤显祖为代表的文人曲家更强调曲体的文学性,以沈璟为首的则更强调音乐性,最终达成了“合之双美”的结论。

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再谈“汤沈之争”的戏曲史意义

从戏曲史、戏曲社会地位的变迁以及晚明曲家对传奇戏曲的认识过程来看,"汤沈之争"及汤、沈二人对于中国戏曲发展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明代文人参与南戏传奇创作,有着从俯视、平视到尊重的过程。汤显祖强调"意趣神色",将传奇视为堪与诗文并峙的新文体,并通过其创作,让传奇进入到文学殿堂的深处;而沈璟对制曲规范的努力,通过吴中曲家到清初苏州作家群、到李渔一线的努力,让戏曲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获得更大的市场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其实同样在创作实践过程中进而关注到了戏曲的本色当行,也同样重视曲律,只是由于时人以昆山腔为唯一标准,以及对宫调曲律和用韵规范的误解,才塑造出汤氏逞才横行、无视曲律的形象,致使汤氏之深意"伤心拍遍无人会"。

重评“汤沈之争”

"汤沈之争"实际上是针对当时曲坛的现状和弊端,汤显祖和沈珞、沈璟二人提出各自的"尊体"和"遵体"观。只是二人的侧重点不一,汤显祖坚持"尊体"第一的准则,从"尊体"入手来达到"遵体"的目的;沈璟则通过"遵体"的途径来达到"尊体"的目的,他们都有明确的戏曲"尊体"和"遵体"观,两个命题相互交错渗透,交织在这场论争中。

戏剧的“音律焦虑”与“时空焦虑”──从“汤沈之争”和《熙德》之争看中、欧戏剧的不同质

本文认为中、法戏剧史上“汤沈之争”和《熙德》之争本身虽然是肤浅的，论争者们的理性没有提供出多少价值，但他们在其非理性层面上所表现的“音律焦虑”和“时空焦虑”，却分别是中、欧戏剧本质规定了的，是与生俱来的，是戏剧中文学性与剧场性冲突的必然产物，并且推动了中、欧戏剧各自的发展进化。

“汤沈之争”的另类解决方案——钮少雅《格正牡丹亭》考论

《格正牡丹亭》因应“汤沈之争”而出现,约完成于钮氏五十二至五十六岁之间。它采用集曲代替正曲等七种方法,共修正一百六十个原作曲牌。钮氏遵循“一字不易”的存真原则,采用“以乐就词”的格正策略,大量使用集曲,以“回护”方式解决原作曲词的违律问题,为汤显祖的“意趣神色”走向舞台铺平了道路。钮氏是明清曲家当中少见的热衷集曲的一位,对集曲造诣颇深。其格正之贡献不仅在剧场,为《牡丹亭》原本的“乐化”扫清了障碍;而且在理论方面,其“以乐就词”的格正策略极大地扩张了昆曲音乐的表现力,为“汤沈之争”提供了一个词乐两全、文律双美的解决路径。

论汤显祖“唯情”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汤显祖在明中叶人文主义思潮影响下创作出"临川四梦",并在其戏曲实践基础上建构起"唯情"论,以此作为反抗封建专制礼教的一面旗帜,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同时,汤显祖在戏曲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上重才情的观点同沈璟重音律的观点碰撞而呼应,形成了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而"唯情"论在这场碰撞交流中亦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