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河图”、“洛书”中神话意象诠释

谶纬"河图"、"洛书"神话,是在原始思维的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发挥玄想,以象立意。根据受众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政治、民生两类。从诠释发生的角度、诠释方式和诠释功能而言,谶纬"河图"、"洛书"与《周易》有异曲同工之妙。谶纬"河图"、"洛书"中的神话意象和意境,看似为非理性的构思,实为理性智慧的阐发,它阐释的重点是儒家仁政学说和民本思想,展现了汉儒的普世精神和政治诉求。

汉代谶纬界对“河图”“洛书”概念的重整——兼论“汉无河图”通说中《河图赤伏符》的官方定位

汉代谶纬语境中的所谓“河图”“洛书”,均有古今之分、“本文”与“演文”之分,其中,“演文”中又有正文与解辞之分。因此在“河图篇目,已甚繁复”的时代语境下,在《河图赤伏符》官方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仍不妨碍汉代时儒有着“方今无河图”的公论,因为《河图赤伏符》实被划归为“为汉赤制”的孔圣所增演转述之作。“洛书”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图”“书”并出、“河”“洛”并言的配对关系中作为迁就方的被动性。“洛水所出丹书”与“黄河录图之书”被理解为“洛书”的一体两面,前者尚属对等,后者已见主次,遑论降格的“假驱”之说。兼之谶纬文献中的“洛书”与“河图”有较大的共通性、混同性,可以说“洛书”委实缺乏明确的自我。

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辨

本文考述了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和胡渭等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辨,并在此基础上指出:(1)以“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为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图”“洛书”,缺乏史料依据,难以使人信服;(2)清代学者对“河图”“洛书”的考据成果符合辨伪通例,值得重视;(3)“一六居下”和“戴九履一”两种图式虽非无源之水,但只宜称“大衍图”“九宫图”,不必托名“河图”“洛书”。

再谈“中国古代数学中的‘黄金分割率’”——与蒋谦、李思孟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数学虽然有过辉煌的成绩,但中国古代数学与黄金分割无内在联系,蒋文〔1〕搞混了黄金分割的本质,把"河图"、"洛书"、"贾宪三角形"、"五运六气"等与没有逻辑关系的黄金分割率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合逻辑的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它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黄金分割率在中国古代数学中早已有之,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误断。

满文古地图与俄文古地图的邂逅

本文以东西方地理知识的互动为视角,通过梳理满文《吉林九河图》的研究史以及在其研究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指出该图在研究过程中被以讹传讹,其结果导致了中外研究的错误观点。这幅地图最早的研究者吉田金一指出该图成图于1690年左右,随后逐渐被中外学界误认为是中俄尼布楚谈判中清廷代表使用的地图。本文指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满文所谓《口外九大人图》,是《吉林九河图》的原图,而“口外九大人图”乃是后人命名。接着以尼布楚谈判过程中西伯利亚东北部的里雅那江分界地为线索,探讨了《吉林九河图》中的西伯利亚地理地名知识。最后指出,俄罗斯使者斯帕法里1676年到北京携入俄文《西伯利亚地图》(1673年),被清廷译成汉文地图,其局部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亚洲西北河流图》。清廷同时依据《西伯利亚地图》,按照中国山水画的风格,绘制了一幅汉文《西伯利亚地图》(康熙时期,彩色,纸本)。虽然目前留下的只是该图的局部内容,但足以证明中俄两国在康熙十五年(1676)左右相互交流过地图资料的事实。这些地理知识乃是后来绘入满文《口外九大人图》以及《吉林九河图》等欧亚东北部地图的知识来源。

欧洲所藏清代《南河图》研究

描绘江南黄河、运河两河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南河图》是乾嘉道时期最重要的水利图之一。流散到欧洲的几幅彩绘本《南河图》直观地反映了乾嘉道时期江南黄河,尤其是尾闾河段的工程形态与变迁轨迹,反映了这一时期江南河道总督以开挖引河、裁弯取直为主要手段的河道治理方略,在清代地图史、水利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黄帝陵、帝颛顼陵、河图、天书在辽东半岛

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说：“辽东、胶东、朝鲜三半岛，甚至包扩日本列岛在内的广大海域及其腹地，它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文化地位，即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环太平洋的重心位置”。又说：“环渤海考古成为一个带动全局的课题，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