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法理基础与形成路径

近年来,“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在得到学理关注的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亦开始运用。作为一项源于西方的现代司法原则,“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本土化发展,需要以厘清法理基础与探明形成路径为前提。就法理基础而言,“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以纠纷解决为目标,其既是国家权力配置下司法权定位的内在要求,也是公民权利配置下诉权保障的应有之义。就形成路径而言,在相对性逻辑框架下,“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形成依托于国家权力的生成与运行、公民权利的行使与保障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平衡。

“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脉络

“法官不得拒绝裁判”作为一项现代司法原则,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肯认。近年来,“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已走入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为此,有必要对这一司法原则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具体而言,“法官不得拒绝裁判”萌芽于公力救济的产生及主流化走向、法院的产生及独立性趋势以及法的产生及信仰化趋向。“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确立于1804年颁行的《法国民法典》第4条,即“法官若以法律无规定、不明了、不完备为借口,而拒绝裁判时,应负拒绝裁判之责,而受到追诉”。该原则的发展体现为:在法国内部经由刑法等法律的颁行以及司法判例的补充,形成了较为体系化的规则;经由《法国民法典》的传播,或为大陆法系的民事法典所移植,或直接作为常识性、公理性理念体现在具体的司法裁判中;经由诉权宪法化和诉权国际人权化的助力,成为世界法治发展的共同目标。

“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逻辑再造:从绝对性到相对性

作为一项现代司法原则,"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已然广泛运用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在回应实践发展的理论研究中,"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本质界定居于中心位置。实践中,当事人视角下的"唯满意论"解读和裁判者视角下的"唯制定法论"解读,使其陷入了绝对化的陷阱,尤其在司法责任之归责模式上陷入"全有"或"全无"的窘境。"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应当提倡作相对性解读:就整体层面而言,表现为司法解决纠纷范围的有限性;就具体层面而言,表现为司法裁判的过程性与"拒绝裁判"的多元性、"拒绝裁判"评价标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以及"拒绝裁判"受司法责任调整的有限性。唯有如此,"法官不得拒绝裁判"原则的规范意涵才能得以彰显。

论和谐社会中的法官裁判原则

对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检验司法公正的标准就是能不能“同事同判”。相反,如果“同事不能同判”,则不仅会对人的价值与法的公正造成伤害,而且势必会对社会秩序造成根本性的危害。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以“同事同判”为核心,建立起符合中国法治社会特殊性的司法秩序,让法官建立正确的司法理念,遵循理性的裁判原则,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在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证据裁判原则应该随着《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而确立。为了防止法官在认定犯罪事实中的恣意与滥权,欧陆启蒙立法中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该原则之确立以纠问诉讼中已经形成的法官独立性为前提,以检察官制的引入为突破口,以启蒙思想及其对应的证据理念为支撑。我国传统诉讼中缺乏证据裁判原则的生成基因,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司法的引领,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等的成效,为《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乃至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助力。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刑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公正司法,需要法官公正审判,法官公正审判的关键在于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在一审普通程序中贯彻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在审前公诉程序中克服侦查中心主义,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步完善。

法官公正裁判的义务(上)——司法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之二

作为司法职道德基本准则之二的“法官公 正裁判的义务”，将从以下8个方面进行论述，本刊将分两期刊出。一、作为义务和理念的“公正裁判”二、具体准则之一：具备法定事由时应当回避三、具体准则之二：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时避免与另一方当事人进行交流四、具体准则之三：拒绝接受当事人的请吃送礼或其他好处五、具体准则之四：排除人情、关系对案件裁判的影响六、具体准则之五：平等对待当事人，摒除内心偏私七、具体准则之六：公开审判八。

公司解散纠纷裁判原则初探

公司自治理念是公司生存的基础,其内容多是属于公司经营判断的范畴,这是法官在审理公司解散纠纷案件时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因此,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把握公司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尺度,如何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选择适用何种裁判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法官司法能动性在公司解散纠纷中的生动体现。

论法律原则在民事疑难案件裁判中的教义学功能

民事疑难案件的裁判是现代法学方法论的重要议题。法官在依法裁判民事疑难案件的同时参考非正式法律渊源是必要的,但法官是否应当在裁判时将非正式法律渊源纳入说理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而法律原则提供了新的思路:从教义学角度出发,法律原则能够作为纽带对非正式法律渊源进行转化,为法官参考非正式法律渊源提供正当性基础,这有利于解决民事案件中事实、道德与法律因素之疑难,为推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

法律原则适用中的难题何在

“法律原则”是法中的精灵 ,它以其伦理性证成法律的正当性 ,又以其抽象性而涵摄着具体的规范与概念。然而 ,法律原则在司法场合究竟如何适用 ,其时机、方式、范围、中介等如何确定 ,在学界又是个研究较少的问题。笔者在幸受邀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主持本期笔谈 ,探讨这一学界诸贤着墨未尽之问题。“嘤其鸣矣 ,求其友声” ,幸得舒国滢、谢晖、陈金钊、庞凌诸位先生不吝笔墨 ,概然参与 ,从各个层面论述了法律原则适用中的基本问题。体例未必统一 ,内容不尽相同 ,但却展示了作者对法律原则如何适用问题的精深思考。我们感谢诸位专家的囊助 ,也期望学界其他同仁更多的支持。

试论诚信原则对缔约过失责任的适用

对缔约过失行为的规范已越出了契约法则或侵权行为法则的范畴 ,应由诚实信用原则这一一般条款予以调整 ,并赋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来实现。我国《合同法》上的有关规定十分明确地揭示了缔约过失责任行为的本质 ,解决了《民法通则》未能解决的法律适用问题 。

法律漏洞的填补与法律原则的适用

基于"禁止拒绝裁判"原则,法官有权对存在法律适用困难的案件作出漏洞填补式的处理,而法律原则的适用便是填补法律漏洞的重要方法。本文在对法律漏洞作类型化概述后,以存在"原则漏洞"的"四川泸州继承案"为切入点,就法律原则"补缺作用"的启动机制与运行机理进行了分析。

中央政法委要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

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针对执法司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对审判环节疑罪从无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严格证明标准、保障辩护律师辩护权利等作了重申性规定，并就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提出明确要求。意见强调，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并全程同步录音或者录像。侦查机关移交案件时，应当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全部证据。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提请批准逮捕、批准或决定逮捕、移送审查起诉、作出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

“禁止法官拒绝裁判”义务的规范构造

“禁止法官拒绝裁判”义务导致法官陷入两难困境:不得拒绝裁判,但选择裁判又因法律规定不明晰而不知如何裁判。究其原因是该义务的规范构造不明确。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该义务的规范构造包含三个部分:其一,该义务的法理基础为禁止法官以规范不明晰为由拒绝裁判,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三项内涵:职业伦理义务、依法裁判义务、进行法律解释与谨慎“造法”义务。其二,该义务受到实体(法外空间与立法沉默)与程序(驳回起诉状与起诉)两个方面的限制。其三,通过两种方案满足不得拒绝裁判之后的延伸要求,一者是内在要求方面,借助发展性法源与法律续造廓清规范不明晰问题;另一者是外在要求方面,融贯该义务与其外在限制的关系。

法官裁判的规范性——以民事法官裁判为视角

法律发现是欧美法学家的常用术语．是指在某一特定的制度内用来发现与解决具体问题或者在具体问题上确定与案件相关的法律原则、规则的意义而使用的方法，所以法律发现有时也被人们称为法律方法。在当今向法官职业化、专业化方向迈进的过程中，研究法官的法律发现显得尤为重要还在于它是建设规范性裁判的前提。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定位与限制

要理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何以能够在我国发挥积极作用这一问题,就不能僵化执守立法权与司法权绝对二分的理念,应以埃利希的“法官之法”理论为视角.如是,可发现司法解释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其为立法与个别司法裁判之间的中介——不仅能与个案审判经验保持密切联系,又能对之加以普遍化.基于这样的认识,可将司法解释定位为基于司法经验的造法形式.而«立法法»第104条事实上已经为这一定位提供了规范基础,通过对其分析可使相关限制得以明确:首先,司法解释应基于实际发生的案件做出规定,为此须建立司法解释类案检索制度;其次,司法解释应当采用针对法条的形式;最后,司法解释的权限与司法裁判的权限具有同构性;两者均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突破法律文义,但都不能违反法律的目的、原则和原意.是故,可以借用法律方法中对于司法裁判的限定来对司法解释加以规制.

大数据视野下的量刑规范化

刘超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法律事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企业权益保护中心负责人。曾任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公平贸易局、贸易救济调查局三等商务秘书、副处长、一等商务秘书,负责国外对华贸易摩擦应对和对外贸易救济调查工作。2005年至2008年在中国驻欧盟使团常驻,任贸易壁垒组组长。曾出版个人专著两部,在中外期刊发表中英文论文若干篇。

审判团队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长期以来,由于法院内部的层级管理和呈报审批制度,导致了司法裁判的责任不清、效率不高等问题,也引发了外界对＂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质疑。这种行政化的审批模式,既违背了司法的亲历性原则,也不符合审判的独立性原则,因此,＂去行政化＂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的核心与关键。

落实主审法官责任制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落实主审法官责任制应遵循的几个原则刘建明＂主审法官责任制＂在审判方式改革中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对＂主审法官责任制＂主要是应当研究如何进一步规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组织形式有两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