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解读与认定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被表述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因此研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特征,对于正确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张解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依据1979年刑法第79条适用类推制度的案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该类案件具有四个特点:充满恣意的实质性判断、构成要件要素缓和认定、将未遂形态以既遂论处以及事后立法新增相应犯罪。由此,在现行刑法下可以通过此四个特点来认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据此,通过当然解释进行实质判断而得出的“醉酒驾驶飞机”、对破坏军婚罪中的“同居”进行缓和认定的“与现役军人配偶长期通奸”、被解释为包含在“销售”中的“为出售而购买”以及在事后被《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到刑法中的“将基因编辑、克隆的人类胚胎植入人体”的行为,在行为当时都属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形,对这些行为的有罪结论都属于类推解释。

给付型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与减轻——以《民法总则》第122条的内部构造为核心

学界及实务中对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的"没有合法根据"之举证责任莫衷一是。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内部构造类似于大陆法系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所以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的实务和学说见解。德国和台湾地区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的举证责任皆以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为分配原则,而我国的立法现状与规范说的观点相仿,由主张权利者负担举证责任,但为了减轻其举证困难,可以强化债务人之具体化义务,要求被请求返还的被告对其所主张之原因事实为具体说明,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

给付型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的举证责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二条与民间借贷谈起

我国不当得利制度的构成要件类似于大陆法系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但是对于"没有合法根据"的举证责任形成较大分歧,所以有必要借鉴大陆法系的实务和学说见解。通过对比德国和我国台湾不当得利"无法律上原因"举证责任,发现皆以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为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而我国大陆的立法现状与规范说的观点相仿,由主张权利者负担举证责任,但为了减轻其举证困难,可以强化债务人之具体化义务,要求被请求返还的被告对其所主张之原因事实为具体说明,平衡当事人间的利益。

“没有法律根据”之证明责任分配问题类型化研究

我国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之一"没有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问题在理论界存在多种学说,如请求人负证明责任说、被请求人负证明责任说、类型区分说、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再类型化说;司法实践中到底由请求人还是被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法院对此没有统一的观点。德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都类型化区分不当得利并分配证明责任,在以请求人承担证明责任为原则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例外。我国也可将不当得利类型化区分为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对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再区分为因请求人行为发生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和非因请求人行为发生的非给付型不当得利,其中后者由被请求人承担"存在法律根据"的证明责任。

论不当得利中“没有法律根据”证明

《民法总则》中关于不当得利,除了将“没有合法根据”的表述改成“没有法律根据”,将权益归属说彻底替代了违法性说以外,条文的出发角度也表明受损人“请求”受益人予以返还权益的色彩愈发浓厚,“没有法律根据”这一要件也就值得重新探讨。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导致仅研究证明责任分配不足以让“没有法律根据”证明得到妥善安排,证据提出责任与证明标准的妥善结合应为破题之道。

论我国刑法上的法律类推

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木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刑法上的类推制度。所谓法律类推,就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制度。我国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这是一般原则。但是,刑法第七十九条又规定,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定罪判刑。因此。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府间行政协议法律性质研究

近年来,水流域生态保护政府间合作成为趋势,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也不例外。从“九龙治水”到“攥指成拳”,有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而最有必要的,就是运用以“定纷止争”为宗旨的法律手段,其中,制定政府间行政协议成为一项必要的措施。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府间行政协议的概念有关“行政协议”,我国法律已有明文规定。

《民法典》第985条(不当得利)诉讼评注

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实施需要实体和程序的密切协同,是实体规范向裁判规范转化的典型例证。在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与其他权利产生竞合时,须根据竞合类型配置不同实施路径,特别是科学利用诉之合并制度。民事法律理论界和实务界已针对“没有法律根据”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类型化成果,其诉讼实施则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划定不当得利纠纷中复数之诉讼标的。“没有法律根据”系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本质性、原则性构成要件,与其对应的案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善意”应作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消灭要件,对应的要件事实由得利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得利人恶意”应作为得利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其要件事实由受损人负担主张/证明责任。

类型化基础法律关系视角下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事实是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最难证明的一环。由此,该要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案件结果。学界和实务界目前已形成了不当得利的“非统一说”,并基于给付型和非给付型的分类就证明责任之分配建立了一定的规则。但缺乏精细化的分类易导致证明责任分配不公,对此,应细化不当得利的具体分类,以基础法律关系为方向研究类型化的形态,在“规范说”的指导下适度修正,保障两造当事人诉讼武器平等,维护利益衡平。

关于重复立法问题的思考

重复立法是一个老话题,从地方有立法权以来就一直存在,至今也未找到比较好的解决办法。本文结合新时代立法工作的新要求、新情况,谈谈个人的一些理解和看法。一、何谓重复立法立法是通过法定程序将国家意志制度化、法律化,创制法律规则的一项政治活动。那么,什么是重复立法呢?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立法者、专家学者等各有不同的理解和说法。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

不当得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问题在诉讼中经常引发争议。根据《民诉法解释》第91条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无论在给付不当得利还是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应由原告/受损人固定地对"没有法律根据"要件承担证明责任。在给付不当得利纠纷中,原告应主张并证明"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基础事实,即作出给付行为的具体原因以及给付原因自始不存在或嗣后丧失的事由。这些待证事实内容明确、特定,不存在无法证明的困境。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纠纷中,"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基础事实与"侵害他人权益"要件的内容一致,通过证明"侵害他人权益"要件,原告对于"没有法律根据"要件基础事实的证明也就同时完成。由被告/受益人证明其受益有法律根据并没有改变证明责任的分配,只是使提供证据责任转移至被告。

罪刑法定不能成为我国刑法的原则

罪刑法定主义能否作为我国刑法的一条原则,意见很不一致。要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首先对罪刑法定主义进行一些历史的考证。罪刑法定主义精神,最早见于一二一五年英国《自由大宪章》,其第三十九条规定:“自由人除根据合法的审判,并依国法,不受逮捕、监禁、押送、法外处置、放逐,以及其他方法侵害”,这可以说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特点是对法无明文规定和不按法律明文规定进行定罪量刑的做法加以否定。英国《自由大宪章》

外国劳动法处罚条款的特点及其借鉴

劳动法中的处罚条款,或称罚则,是指规定违反劳动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的条文。处罚条款作为劳动法律文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规定的是否完备和详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国劳动法的发展程度和立法水平。外国劳动法处罚条款,从其立法形式上看,比较系统和完备、无论是综合性的劳动法典,还是单行劳动法规。

我国古代的断狱责任制度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较早地明确规定了司法官吏的责任制度。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 我国古代司法官吏的责任制度,首创于夏周,早在《吕刑》里已有了明文规定。公元前廿一世纪,当我国古代社会从氏族公社制度过渡到奴隶制,即国家、法律刚刚产生的时候,夏《政典》就要求司法官吏和其他官吏在执行任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命令和制度,宣布:“先时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尚书·胤正》)夏朝还规定一条著名的刑事政策原则:“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就是说,宁肯不依常规办事。

治治吹牛说谎罪

人们常言:吹牛说谎不犯法。其实,这是就生活中夸大其辞而言的。在社会经济工作中,吹牛说谎者有罪!近来读到这样一则旧闻:新加坡前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曾被誉为"杰出的公务员",可是,1991年11月,他却因两件在我们看来并不以为然的小事被定为"说谎罪",判刑3个月,开除公职。这则消息令人慨叹:新加坡法律严明,说谎罪定得好!其实,我国也早已有了"吹牛说谎罪"的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谈人大监督与反腐败的关系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自建立以来,运作近四十年了。由于深层次的改革还没有进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的职权没有完全到位,因此人大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甚至有些人还戏称它是“大牌子”、“空架子”。现实生活使我深刻地认识到,现在是进一步发挥人大作用的时候了。再不把我们的国家推上法治的轨道。

“布老虎”愤而喊冤

据《服务导报》报道,池莉、张抗抗、王跃文、王海翎4位畅销书作家最近发现,不法书商盗用了他们的名义出书,并冠以春风文艺出版社“布老虎”现代爱情系列丛书,但内容却十分低俗下流。春风文艺出版社说,他们没有出过这类书。 池莉说,以前她的书有多种盗版本,虽然气愤,却没有太多在意。但这次性质特别恶劣,几天前,一位读者给她寄来了一本署名池莉的《没有男人的日子》和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大意是希望池莉爱惜自己的声誉,不要辜负了长期以来喜爱她的读者。池莉惊呆了,她根本没有写过这本书,该书的描写十分色情,不忍卒读。池莉说,这种行为,完全是在毁掉一个作家。而且。

回归

(五) 李忆苏满脸倦色地穿梭在病房里,她倒宁愿更忙些,让自己没有空闲去担心毅波。他到哪儿去了,会不会生病,她的心被这些问题塞满了,乱成了一锅粥。 刚在办公室坐下,信号灯又响起来。李忆苏定了定神,一看又是5床。“早上才打的杜冷丁,还不到4个钟头又催了。”吴丽嘟囔着按灭了栓。李忆苏站起身来:“我去看看吧。”女人的丈夫来了,戴着个硕大的白口罩,拿着手机和谁大声商量着新房的装修。

签合同的技巧

有几位当厂长经理的读者来信,诉说由于不懂法律就签合同,以致于受骗上当的苦恼,并提了不少问题。我们现请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高级律师黄双全来回答读者的提问。

法制大观园

我国古代法律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我国最早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是战国李悝的《法经》,其中规定"罪人年15以下,罪减3等",当时的刑事责任年龄是15岁.秦国法律则以身高6尺为刑事责任年龄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