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德治”与“法治”路径研究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是一把双刃剑,既给人们提供了一定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弊端,据了解发现当前的大学生诚信素质良莠不齐,且较为容易受到自媒体环境的影响,这就要求高校应不断完善创新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管理与引导,而如何才能提升大学生的诚信度,这不仅需要各大高校的努力,还需政府、社会以及家庭形成合力,共同建立健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机制体系,积极利用自媒体,联合“德治”与“法治”两种手段,提升高校诚信教育的效果,对大学生诚信品质的养成促进其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治浙江”对“法治中国”的价值贡献——纪念“法治浙江”提出并实施15周年

"法治浙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决策部署并积极推动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是"法治中国"的序曲。"法治浙江"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行了先行探索,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贡献了浙江经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行了有益尝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了地方性知识。这是浙江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的创造性价值贡献。

德国“法治国”的实践与启示

"法治国"概念是德国19世纪法学家的创造,为了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们解决的方式是将国家政体问题与法律秩序问题分离,从而回避对主权归属问题的回答。这与德国19世纪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1848年三月革命是德国"法治国"概念发展的重要拐点。自此革命后,论述"法治国"的法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形式法治国"概念,而不是"实质法治国"概念,更重视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实证主义法学家的方法论为他们的这种转向提供了灵感。英国"法治"理论的首位系统阐述者戴雪却用《英宪精义》一章的篇幅认为行政法与"法治"不相容,戴雪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区分"裁量"与"专断"。对德国"法治国"概念起源、流变的分析有助于中国发展起一种合理的法治理论。

“法治思维”的核心内涵——兼论中国古代何以存在“法治思维”雏形

"法治思维"的内涵一定程度上与法治的内涵相重合,以至上的公意要素对权力的运行进行限制是"法治思维"基础性的核心内涵,是判定"法治思维"的基本依据。中国古代社会并非绝然不存在"法治思维"的雏形。中国古代关于"天""道""理"永恒法的思想、"民本"至上的自然法思想、"祖训"至上的习惯法思想及以"礼"为代表的行为规范思想,事实上均以不成熟的"法治思维"雏形的方式表达出对当时君权进行限制的尝试。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论法家的“法治秩序”思想

法家基于人性趋利避害的假设 ,提出“以暴制恶”的治国路线 ,期求通过君主高度集权、以暴力控制群臣、役使全民而寻得“安定秩序”。对君主不作任何伦理与理性的诉求 ,只以能否保证君主实现国家控制为惟一目的 ,强调君主必须集中全部权力以造势 ,以暴力作为最基本治理手段 ,首先以阴谋权术控制群臣 ,进而通过臣以严刑峻法控制民 ,建构金字塔式高度集中的权力格局。“法治秩序”是君主专制秩序、绝对的人治秩序和恐怖秩序 ,是进入政治权力圈的士人为君主集权需要进行的功利主义精心设计。它完全排斥历史、理性、伦理的价值与依据 ,只要求以恶制恶方法的有效性 ,虽能收一时之效 ,却难得一世之功。

地方法治及其对“法治东北”建设的启示

地方法治作为法治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国法治发展中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命力和实践性要素,是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和不可或缺的实践形式。作为地方法治的内在组成部分,"法治东北"即"东北治理法治化",具有地方性、区域性、实验性和有限性等基本特征,是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基础和内在动力,对于国家法治和地方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打破自上而下的唯理主义建构观,重视和发掘本土经验,同时汲取先行法治化的地区和省份宝贵的经验教训,通过治理理念法治化、治理关系法治化和治理行为法治化等途径加快"法治东北"建设,进一步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实施和实现。

“法治浙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前期探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布局谋篇,这个大手笔与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分不开的。习近平的法治思想可以从他推动"法治浙江"建设进程中找到清晰的脉络;习近平"法治浙江"思想的根本特征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法治建设工作都围绕这个宗旨展开;在"法治浙江"建设中,高度重视基层法治建设、高度重视用法治方法推动市场经济稳健发展、以法治护航"美丽浙江"建设的理念以及"平安浙江"建设战略与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法治融屏”:户外法制宣传的创新探索

为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履行法治媒体普法责任,法治日报社携手国内科技企业,在全国多地推出“法治融屏”,以动态户外大屏取代静态宣传展示,是一次普法基础设施升级的重要尝试。目前,“法治融屏”已在全国20余个市(县)级以上城市人流密集场所安装落地,由指挥中心指挥,每天固定时间段循环播放普法宣传节目,为人们带去多种多样的法律知识干货。“法治融屏”是法治日报社作为中央一级主流法治媒体,履行普法教育宣传职责,做好法律知识传播表率,弥补基层法制宣传资源空缺的具体实践。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问题探析

如何解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问题,直接关系到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法治中国＂理念在高校中的运用。本文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问题为研究对象,阐述了＂法治中国＂视阈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问题研究的必要性,分析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问题现状,并提出了在＂法治中国＂视阈下改进《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的对策。

公共供求场域中的行政法制:本质规律、实践悖论及其化解路径——“法治中国”构建的公共管理学视角

基于公共供求的场域性要求,行政法制具有价值性、资源性与规则性三重属性,其本质在于有效解决让政府"放手"做事与"束手"做事之间的平衡和规范问题,促进行政合法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从行政法制的横向运作以及纵向演进规律看,坐实这一本质至关重要。然而,在压缩式与追赶型后发现代化语境中,行政法制失衡频仍,且具有内在惯性与外在粘性的复合特征。这是由实践中主客同体所设定的政府权威困境所引发的治理"痉挛"即行政法制的双重悖论所致。调处国家立场与行政自主性时,面临着集执行法律者与行政立法者于一身的角色张力与效能悖论;平衡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利关系时,则遭遇集执行法律者与行政司法者于一身的角色冲突与利益悖论。要化解此番悖论、构建法治中国,就必须根植性地促进依法行政向法治行政的深度转变,更新治理观念、夯实物质基础、塑造社会支撑结构、革新制度机制以及优化绩效评价,以实现协同化的公共治理。

关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法治”思想的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法治"的认识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充分认识到法治是以保障权利为价值取向、法治是以限制权力为核心,强调法治思维在实现法治中的重要性。

论“德治”与“法治”的关系

德治与法治虽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二者在起源上同根同源,内容上相互渗透,功能上相互支撑、特点相异而又义理相通。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的,从各自的角度发挥作用,并能互相弥补对方的缺陷不足,相得益彰。二者只有兼行并举,不断完善,才能达到治国目的。

“法治安徽”研究

建设"法治安徽",是安徽省委提出的重大战略,对地方法治建设合理性的理解,是"法治安徽"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法治安徽"不是法治的行政区划化,而是在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契入安徽省情。"法治安徽"与"平安安徽"和"依法治省"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法治安徽"的建设重点应是法治政府和司法公正。"法治安徽"必须以尊重人权、尊重财产、尊重契约、重视公民社会的培育为核心理念。

“媒治”非“法治”

4月15日,《北京青年报》刊登了长篇评论《＂媒治＂应成为法治的一部分》,评论中提到,媒体通过新闻曝光、舆论监督给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对于推动问题解决,敦促有关方面采取究责措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形成了＂媒治＂。同时评论认为,社会可以期待的正常状态是,＂媒治＂作为社会治理和＂权利监督权力＂的形式,本身就是法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亲历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变

从“法制”到“法治”，看似一个字的改动．中国却走过了20年的历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罪犯也是公民”“实行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保障人权”……这些今天的平常提法，在中国当代法治史上却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才被确立起来。通过这些词汇背后的争论。我们看到中国法治观念的前进步伐。

试述中央苏区“法治教育”的实践经验与启示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苏区教育,形成了一些中央苏区"法治教育"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一是通过立法,确立一整套完备的教育体系;二是颁布法律,保障红军和工农群众受教育的权利;三是制定法律法规,规范教育的管理制度;四是实施《优待条例》,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地位。重温中央苏区"法治教育",旨在从中得到启示,真正从行动上落实中央提出的"依法治教"和"科教兴国"的战略,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法治国”虚伪性的批判及其对我国立法工作的启示

恩格斯以英国为例,批判了资本主义"法治国"的虚伪性。他指出,资本主义法律是资产阶级意志的表现,只是在形式上承认人人平等,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并且自身矛盾重重。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法治国"虚伪性的批判,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真正成为人民意志的表现,保证人民享有事实上的平等权利,切实维护人民利益,并注重自身的和谐一致。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