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浙江”: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前期探索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布局谋篇,这个大手笔与习近平的法治思想是分不开的。习近平的法治思想可以从他推动"法治浙江"建设进程中找到清晰的脉络;习近平"法治浙江"思想的根本特征是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法治建设工作都围绕这个宗旨展开;在"法治浙江"建设中,高度重视基层法治建设、高度重视用法治方法推动市场经济稳健发展、以法治护航"美丽浙江"建设的理念以及"平安浙江"建设战略与实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

“法治浙江”对“法治中国”的价值贡献——纪念“法治浙江”提出并实施15周年

"法治浙江"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决策部署并积极推动的一项重大制度变革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是"法治中国"的序曲。"法治浙江"为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进行了先行探索,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形成习近平法治思想贡献了浙江经验,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进行了有益尝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了地方性知识。这是浙江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的创造性价值贡献。

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与“法治浙江”建设

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面旗帜与特色经验,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十分重视"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之际,从厘清"枫桥经验"与"法治浙江"这两个概念性前提出发,明确"法治浙江"建设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肯定"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丰富了"法治浙江"建设的内涵,这对于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为建设"法治浙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和现实问题。

积极投入“法治浙江”建设 不断加强和改进公安执法工作

公安机关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特殊作用,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全体民警必须紧密结合公安职能,全力投入“法治浙江”建设。一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进一步增强全体民警的法治意识;二要不断完善公安执法规范体系,进一步提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水平;三要坚持严打严防严管严治相结合,进一步提升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四要大力加强执法主体建设,进一步提高公安民警的法律素养。

紧抓精神命脉延续深化“法治浙江”建设——以传统文化助力司法改革为例

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法治中国"为核心议题,这是中共第一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全会。浙江省以先行先试的身份,进一步深化"法治浙江"建设,提升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传统文化在现代法治中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司法改革有积极的作用,可以推动浙江司法改革。尝试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路径,在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突出优势,以文化软实力推进"法治浙江"和两美浙江建设。

主体意识与“法治浙江”

“法治浙江”不仅需要制度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更需要主体意识的觉醒并在法治实践中充分发挥自主的能动作用。民主建设、地方立法、限制公权、法治氛围是培育塑造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而主体意识则是法律适用、法律遵守和法律监督等得以良好实现的原动力。文章同时对发挥民间商团的主体作用和引导农村宗族势力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及其启示

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重要论断,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方向。主政浙江期间,习近平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浙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效地推动了浙江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极为重要的阶段性成果。不仅为本世纪以来浙江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而且为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予以弥足珍贵的启示,进而在基于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创新做法、路径及实践方面进行探索。

“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之辩——在特殊性与统一性之间

在“地方法治”与“法治××”的提法逐渐成为官方和学界的时髦话语之际,围绕“地方法治”概念正当与否的分歧亦日益显现。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社会学、宪法学、政治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等多个维度论证“地方法治”的正当性基础;而在实践上,“地方法治”的提出更能够激励制度创新。与此同时,“地方法治”的提法始终位于“法治统一性”理念的涵摄之下,只要全面把握其内涵,便不会有造成所谓“法治割据”之虞。在论证“地方法治”的正当性问题时,实际充斥着两个悖论,这两个悖论的解决是在实现法治目标设定之下的一个利益衡量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