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政治:《荀子》孝道思想的内在张力及儒学意义

《荀子》的孝道思想整体上体现了以国制家,政治优于伦理的儒学立场,但其中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在《荀子》不同篇章中存在细微差别:《宥坐篇》之前,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被赋予宏观的政治架构意义,作为伦理的孝道是庶民的生活主题,而政治是士君子乃至圣王的生活主题;《宥坐篇》之后,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张力转而被内化为理想人格的两全,"孝道"不仅属于圣王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更表现为圣王事功的"尽伦尽制"。这种差别可以归诸荀子后学对荀子思想的进一步发扬,并鲜明地表现为《荀子》诸篇论孝的不同侧重,以及与孔、孟截然不同的政治诉求。但以"圣王"为理想人格来统合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冲突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解决,当这种张力在实践中转化为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荀子》的解答无益于指导具体境遇下普通人的社会实践。因此,《韩诗外传》中会存在以毁灭个体生命为代价的两全,而《孝经》则以孝道这种人类普遍的伦理情感为出发点构建政治的合法性,以此弥合《荀子》"大一统"思想造成的二者分裂,并重新回到孔、孟的儒学立场上来。

《荀子》“道”论发微

《荀子》文本中对"道"这一范畴赋予了多种涵义。"道"或为儒者所持的儒者之道(儒道),或为安身立国的礼义之道(礼道),或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之道(衡道),很多时候又指治国之道(治道)。对这些有关"道"的论述进行综合考察,更可见荀子思想立足现实、重视经验的特征。

荻生徂徕《读荀子》与“礼”——自荀子之“礼”至徂徕之“道”

荀子在"礼"的名义之下采纳早于荀子的法家所主张之"法""刑""势"等概念,并用于建构其"礼治"思想。正如荀子受到早期法家影响而建构其"治"主张,荻生徂徕亦是受到荀子"治"思想影响,并由此构筑成为徂徕独特的"道"之思想结构。

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

著者在该书《后记》中写到：“本书对苟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另一趋向的所谓重新发掘和新的解读，乃是以一个基本思路作为解释框架的，那就是与人本身的不同意蕴相对应的关于自由的不同层面涵义的辨析和区分理论。本书即是以此为导引，试图从苟子思想中寻求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对话与融通的新的可能之路的。”

《荀子·仲尼》篇作者问题辨析

《仲尼》篇是《荀子》的第七篇,当代一些学者对于它的作者问题,提出了一些疑问,认为它不是荀子的作品.笔者认为,这还有加以辩析的必要.不揣浅陋,谨将管见就教于方家.《荀子》一书现存三十二篇,传统观点认为,其中绝大部分是荀子自著,少数几篇是门弟子杂录.但究竟哪些篇是门弟子杂录,看法则不尽一致.从最早给《荀子》作注的唐朝人杨倞开始,就认为,后六篇(即《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乃弟子杂录.近代梁启超对《荀子》多有考证.他基本同意杨倞的见解,并进面指出下列几点:《儒效》、《议兵》、《强国》三篇,皆称“孙卿子”,似出门弟子记录;

庄、荀批评诸子之标准考辨——以《庄子·天下》和《荀子·非十二子》为例

庄子学派对早期诸子学派的批评比较中肯,其批评标准大多"以道为绳";而《荀子·非十二子》中批评诸子的言辞则相对激烈,其标准大多"以礼为衡"。这种"以道为绳"或"以礼为衡"的标准是庄、荀批评诸子的内在依据;二者的批评态度是其外在表现。究其实,二者的批评标准源于他们所追慕的理想人格。

子夏“学”论发微

儒家重“学”传统自孔子始,子夏作为孔子高徒尤重于“学”,其“学”论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之“学”。子夏论“学”在“学”之目标上,强调“学以致道”,通过“学”来提升自己进而影响社会;在“学”之途径上,提出“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学习途径;在“学”之内容上,主张学习经书以及现实中的各种礼仪法度。在儒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两种修养路径之间,子夏的“学”论主要深化了孔子通过“学”以致其“道”的“道问学”的这一理路,后又为荀子所进一步发展。从“学”之目标、对象、过程上看,荀子同于子夏,更注重外在实践的“为学”的理论,由此奠定了其在孔子与荀子之间承上启下的重要思想地位。

论荀子孝道观——以《子道》篇为中心

荀子论孝道之所以会被忽视,和《子道》篇的可资采信密切相关,通过对包括《子道》篇在内的《荀子》最后六篇文章的考辨,可以基本确定其与荀子思想体系的关系;以《子道》篇为中心考察,荀子论孝道不是孤立的,君道、臣道、子道,三者互为辅助,构成其礼制系统的重要内容,在孔孟之外对孝道提出了"礼制"层面的准则和要求,论孝道与其思想体系相关联,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更有着自己的创意阐发,实为儒家孝道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构成。

“滥觞”本义辨误

我们知道,“滥觞”一词在古今汉语中都有广泛的使用,含义是比喻事物的起源、开端。这个含义是它的引申义,也是比喻义。它的本义只用在原始的出处中,其他地方罕见。该词最早出自《荀子.子道》：“昔者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滥觞。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风,则不可涉也。”在这句话里,“滥觞”用的就是本义。后来,“滥觞”在古今汉语中使用的都是它的比喻义（即引申义）。

试论《中庸》基本思想的产生年代

《中庸》是儒家思想发展史上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重要著作。《中庸》的作者,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所说,是孔子之孙子思。此后郑玄、陆德明、孔颖达等人都沿袭其说,直到宋代以后,才有欧阳修、郑樵、崔述等人对司马迁这一说法提出怀疑。今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不十分一致。虽然有的也承认《中庸》不完全是子思所作,但却普遍认为其基本思想还是属于子思的。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本文不再重复前人的有关证据,只想通过《中庸》里“诚”这一重要范畴的考察,就《中庸》思想的产生年代问题补充一些新的论证。

说《损》、《益》

最早把“损”和“益”作为一对矛盾的概念记载下来的是《易》的作者。《易》的第四十一卦《损》和第四十二卦《益》互为覆卦。相互对立的“损”和“益”有多方面意义。春秋时期,“损”和“益”对举,在词汇或语汇中,已比较常见。如《论语》记孔子的话:“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因”是凭依,有仍旧的意思。“损益”则是在数量上有所增减。

上博楚簡《舉治王天下》的堯舜禹傳説

序言《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馬承源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收録了七部文獻,其中稱爲《舉治王天下》的文獻,記述了堯、舜等古聖王的傳説。特别令人感興趣的是具體的君臣問答部分,爲迄今的神話及傳説中所未見。堯、舜、禹,雖爲儒家及墨家推崇的古聖王,但其傳説之詳情尚有諸多不明之處。因此,以下就以《舉治王天下》全五篇中,存在堯、舜、禹傳説的三篇爲主,對其進行釋讀,並與傳世文獻及其他的新出土文獻的傳説進行比較,對於在古聖王傳説上本文獻的特徵及意義加以考察。

书讯

书讯:《先秦伪书辨正》,刘建国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621千字。 该书系作者积20年之功,遍阅史籍数百种,精心撰著而成的一部反疑古巨著。作者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教学和研究,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书,凡70余万言,以其资料之丰富、考辨之精良,至今仍被国内外许多大学哲学系列为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必备参考书。在《概要》书中,作者曾对不少史料的真伪问题,提出与前人、特别是与疑古派不同的看法。

“滥觞”正义

《文史知识》1996年第12期谢质彬先生《释"滥觞"》一文对"滥觞"成说提出质疑,认为:《荀子·子道》"其源(不)可以滥觞"就是"其源(不)可以盛满一酒杯"的意思,而不是"其源(不)可以浮起酒杯"的意思。谢文确有新意。然而阅读再三,仍觉未能切理餍心。谨提出个人意见,以就商于谢先生及广大读者。依谢文所说,如果释为"其源不可以盛满一酒杯",那就有些奇怪了。谢文引《淮南子·泛论训》"溜水足以溢壶榼"(下句为"

“短”“矬”“矮”为什么都有“矢”

＂短＂＂矬＂＂矮＂是汉语中先后出现的表示身材不高的三个词语,其中出现最早的是＂短＂,如《晏子春秋》：＂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荀子》：＂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矬＂见于东汉服虔编《通俗文》中,内有＂侏儒曰矬＂的记载,据此＂矬＂应为当时的俗语。

荀况“法后王”考辨

在先秦诸子中,荀况是第一个提出要“法后王”的。但是荀况的所谓“后王”究竟指的是谁?由于他没有给以明确的回答,所以历来争论很大。司马迁在谈到“法后王”时认为:“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史记·六国年表序》)唐人杨倞根据司马迁的“近己”之说,把“后王”解为“近时之王”(《非相》杨注)或“当今之王”(《不苟》杨注)。此后,虽然有人赞同这种说法,但也有表示异议的。清人刘台拱就认为:“后王谓文、武也,杨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