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市场一体化问题研究

“珠三角”是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也是我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时代及经济的发展促使“珠三角”不断扩大自己的腹地，推动与周边省区和珠江流域各省区的经济合作，构筑一个优势互补、市场广阔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于2003年7月首次提出“泛珠三角”这个概念，并逐渐得到了各省区的积极响应，从而实现从小珠三角到大珠三角的飞跃。

区际要素流动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产业转移

区际要素流动与产生转移相辅相成,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是相反的,劳动力流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一个国家内部的区际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包括“泛味三角”区域合作的“九省二方”在内的我国省区间的要素流动和产生转移存在劳动力流动规模大、趋势强、资本反向流动、产业结构趋同化等特点和问题。在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要顺利实现“泛珠三角”区域内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整体优化和协调发展,需要合理引导区际要素流动。

腹地发展与区域合作关系研究——“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思考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目前国内地域最广、结构最复杂、差距最大的区域合作尝试,极具合作的潜力和条件。文章把腹地的概念在跨省(区)的区域合作中加以延伸,即以粤港澳为“泛珠三角”合作这个大区域的中心地区,邻近的8省(区)则是“泛珠三角”的腹地。目前,区域合作带来了中心地区和腹地必须共同发展的契机,其中“泛珠三角”腹地的发展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中心地区可以更多的利用腹地的优势资源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而腹地省(区)更要充分利用中心地区的成熟市场、区位优势、产业转型以及外向联系使自身经济迅速发展,缩小区域中的地区发展差距,与中心地区的后续发展保持协调,为实现区域的普遍富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基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云南省地缘经济关系

“泛珠三角”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的。实现区域整合发展,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不但有利于增强各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而且有利于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参与世界分工。基于前期设计的区域间地缘经济关系测度和分析方法,对云南省基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了数量测度、类型判别、评价和分析,以期达到指导云南省发展策略的制定,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目的。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意义及对广东发展的影响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战略行动 ,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对广东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将产生历史性影响。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的组织方式和发展途径具有多样化、多层次的特点。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与周边不同地区、国家之间,都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正是在这样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应运而生。作为东亚合作体系内的最有经济活力一个次区域合作系统,“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构建对于加速东亚区域合作的进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产生积极的影响。“泛珠三角”成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一个动力源,其合作模式有助于东亚合作框架的形成,有助于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平衡,并大大促进了东亚的产业调整。此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还实现了多种社会制度之间经济的深度融合,启示亚洲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融合的基础所在。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作用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2003年在国家的指导下由广东省倡导的南方9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共同推动的地区性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国际化色彩,它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实现CAFTA的桥头堡,是中国与东盟共同发展、合作互利的路径选择。"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的产业结构调整,对加速中国经济发展、实现区域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机制探析

文章在概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运行机制,协调机制的基础上,指出“泛珠三角”高效合作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帕累托最优”的要求,同时还要反映合作各方的利益诉求,并能使合作各方的产业结构在不长时期上档次,上台阶。紧接着分析了“泛珠三角”基于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和基于各方政府推动的合作机制,指出应正确处理好市场机制和政府推动机制之间的关系。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是个大战略

现代世界经济主要由若干个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圈形成的世界级经济圈(或区域)组成,而目前中国还没有称得上以世界最重要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圈为核心的世界级经济圈(区域),随着21世纪世界经济中心将可能向中国转移,中国将营造一个或几个以世界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圈为核心的世界级经济圈。从战略角度来看,中国未来将可能形成三个世界级经济圈:“泛珠三角”、“泛长三角”、“泛环渤海湾”。从国际化程度、自由贸易度、经济综合实力和对亚洲与世界的辐射力及聚集力等综合来看,“泛珠三角”经济圈最具备率先构建世界级经济圈的可能和条件。加强“泛珠三角”区域科技经济紧密联系和合作,既是区域内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拥有全国约1/5土地、1/3人口的“泛珠三角区域”有望成长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带。推动“泛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合作,符合中央提出的关于“形成东、中、西部经济互联互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格局”的战略方针,同时也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当前抓住CEPA实施和东盟“10+1”自由贸易区进程加快的重要机遇,推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形成区域科技经济发展的合力,对促进“9+2”省(区)经济持续增长,加快“9+2”省(区)经济的国际化步伐和资源优势的转化,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的经济及政治视角

区域协调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本文以现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泛珠三角”经济区为例,从经济与政治两方面的视角“论述。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意义.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冲突与政府协调

“泛珠三角”的经济合作,由于涉及多重利益主体,不同的体制安排及利益需求导致区域内诸多的利益冲突的存在。如何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使得区域合作不留于形式是区域各方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特就该地区存在的利益冲突进行了探讨,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政府协调的重要性。

增强综合经济实力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国政府大力支持“泛珠三角”区域合作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战略是由地方自下而上提出的,一经提出便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由于泛珠三角的区域合作完全按市场机制运作,政府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将更趋服务性,更多的事情要交由企业自己去决定。

论桂林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的借势发展

"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发展战略,是促进本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举措。泛珠三角"合作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但也蕴含着难得的机遇。参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桂林市经济社会建设的又一次发展契机,充分发挥区域合作优势是桂林借势发展的最佳选择。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粮食银行与粮食安全合作

南亚次大陆一直以来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区域之一,粮食安全问题尤为严峻。在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协调下,各成员国进行了粮食安全方面的合作,这种合作以粮食银行为核心,辅之以种子银行、技术合作、信息交流等方式。粮食银行旨在充当南盟成员国在粮食危机等紧急情况下的区域粮食安全储备,为各个成员国的粮食安全工作提供区域支持,促进国家间伙伴关系和区域一体化,通过集体行动解决成员国乃至区域的粮食短缺问题。可以说,粮食银行就是通过制度合作的途径,借助集体行动,来确保该区域的粮食和营养安全。粮食储备合作已成为南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内容。尽管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成熟的政府主导型粮食储备体系、耕地质量合作项目推行力度不足、合作涉及的粮食种类较少等。这些问题暴露了南盟成员国现阶段合作的深度与广度的不足。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成员国之间在多个维度都存在差异和挑战。未来只有通过不断深化合作,解决存在的问题,南亚区域的粮食安全才可能得到有效保障。

以高质量区域合作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作为红色文化、长征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建设对于传承与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具有重要意义。湘桂黔区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亟待湘桂黔三省全方位合作发力,创新红色文旅跨区域合作机制,擦亮“长征”大品牌,把国家战略的“规划图”变成“施工图”和“实景图”,加快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湘桂黔段)区域合作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区域合作协议的“立法同意”研究

推进区域合作协议法治化建设,是为跨区域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等提供有效法治保障的必然要求。面对中国当前区域合作协议的法治化困境,结合区域合作协议的本土法治建设探索实践和域外相关规制经验,应该以充分发挥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在协议缔结和履行中的功能作用为切入点,着力构建“立法同意”制度。区域合作协议的“立法同意”,其制度价值寓于推进区域合作协议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之中,具体路径机制主要有:区域合作协议地方人大审议或批准制度、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制度和地方“立法确认”制度。

长三角区域合作立法问题研究

长三角三省一市具有相近的地缘条件、相似的文化传统、相通的经济脉络,合作立法基础稳固。国家层面出台了专门的规划、政策和方案,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为国家战略,主张大力推动区域合作立法,以法治来推进区域一体化深化发展。针对区域合作立法碎片化、分散化问题,应加强立法统一领导和规划,立足系统观念,在立法层面关注区域的整体性、协调性和衔接性,把地方特有的经济发展需要融入区域立法的规划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