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及其价值指向

马克思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创立"实践辩证法"和"生成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在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内在统一的特点,从而与西方的"深绿""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割裂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抽象地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做法区别开来。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生态文明理论重视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强调只有实现制度变革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深绿"和"浅绿"思潮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撇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维度,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形成了单纯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注重揭示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与自然物质能量交换关系,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实现社会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影响下,开始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的西方霸权话语,实现了价值立场和研究范式的转化,最终形成了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全球环境治理观,作为发展观和境界论内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即习近平生态文明理论。

论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实质与生态文明理论应有的价值立场

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如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所说的是人口增长过快和追求经济发展,而是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分工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资本要为后发国家生态危机担负责任。但是,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却仅仅拘泥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出路,由此导致了以追求环境正义为主要价值诉求的穷人的环保运动的产生。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实质不仅要求我们把如何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分配和正义的问题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问题,而且也要求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该成为一种维护民族国家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发展观而存在;也应该作为一种维护全球人类共同利益的境界论而存在。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探析

针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与西方生态思潮之间的区别问题,在生态哲学世界观、有机论、现代性价值观、生态共同体思想等角度,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过程哲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现代性、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有机哲学;他们坚持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核心的有机教育,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探索中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相较于西方"深绿""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空想的浪漫主义色彩。

论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观

西方绿色思潮中的"深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排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类实践未涉足的"荒野";"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以技术进步和自然资源市场化为手段,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怀特海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把人类文明看作是对自然的疏离,进而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排斥技术使用的农庄经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他们对生态文明本质的分歧的实质,反映的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区别。

论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面对日益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生态危机,形成了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和以现代人类中心为基础的"浅绿"思潮,他们分别提出了单纯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方案。他们的生态治理方案对于缓解全球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理论立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其理论的抽象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并由此形成了要求解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占有、使用、分配利益矛盾的"环境正义"运动。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通过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形成了以"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提出了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和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这一生态治理观的特点是以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追求,通过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尊崇自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来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克服了"深绿"和"浅绿"思潮生态治理观的各自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使其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发展观和境界论内在统一的鲜明特色,对于实现当代生态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