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浅绿”走向“深绿”——生态主义视阈下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看,更加类似于生态现代化所提出的"浅绿"思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最终实现有赖于践行生态主义倡导的"深绿"思想,即思想观念的彻底转变以及工业文明主导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彻底变革。从"浅绿"走向"深绿"的生态文明建设,我们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承担起更多不断增加的环境责任,为人类的绿色未来作出更大的贡献。

生态文明建设的“浅绿”与“深绿”——基于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治学的解读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治学依据各自的学科背景,分别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构想。但在生态文明的界定、生态文明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及生态文明建设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三个方面,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治学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进而可将生态文明建设区分为"浅绿"的生态文明建设和"深绿"的生态文明建设两个维度。当前,我国践行的主要是基于环境经济学理念下的"浅绿"生态文明建设,而要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有赖于践行环境政治学理念下的"深绿"生态文明建设。

“深绿”转向“浅绿”的调适与回归——论欧洲绿党转型的现代性意蕴

随着绿色政治学进入公共领域,绿党开始登上欧洲政治舞台。欧洲绿党的兴起开创了政治学的"绿化"和生态化,绿党所引领的生态政治和绿色政治意味着欧洲政党政治结构的现代性转型。然而,此种转型没有遭受激进意识形态的洗礼,只是在社会实用政策方面进行适度的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坚持从"价值绿化"理念进入"政策绿化"的实践,这被认为是绿党在应对现代性生态危机中完成一种僭越性的跳跃,同时也标志着绿党及其政治理论渐趋成熟。

论马克思生态观的双重追求——对深绿思潮质疑的回应

马克思以其对“本体论追求”和“实践论追求”的分析为人类展示一个真正深刻、真正系统的生态世界观。综合来看,马克思生态观双重追求的关系是相互支撑的,“本体论追求”以“追求人的解放”的方式承担了解释世界的任务,“实践论追求”以“追求共产主义”的方式承担了改变世界的任务。而在当今西方学界,一种激进的生态观,即深绿思潮,质疑马克思生态观的生态属性,并期望通过提升人的生态道德境界解决生态危机。通过对深绿思潮质疑的回应,一方面可以揭示“深绿思潮是脱离人类实践和历史的抽象生态观”;另一方面可以论证马克思生态观本体论追求与实践论追求的辩证统一。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与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深绿"和"浅绿"思潮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撇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维度,单纯从生态价值观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形成了单纯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注重揭示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与自然物质能量交换关系,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实现社会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中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影响下,开始摆脱生态文明理论的西方霸权话语,实现了价值立场和研究范式的转化,最终形成了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德法兼备的生态治理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全球环境治理观,作为发展观和境界论内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即习近平生态文明理论。

论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实质与生态文明理论应有的价值立场

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如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所说的是人口增长过快和追求经济发展,而是由资本主义现代化、全球化和资本的全球分工所造成的。这就意味着资本要为后发国家生态危机担负责任。但是,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却仅仅拘泥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出路,由此导致了以追求环境正义为主要价值诉求的穷人的环保运动的产生。后发国家生态危机的实质不仅要求我们把如何实现生态环境资源的分配和正义的问题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问题,而且也要求后发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应该成为一种维护民族国家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发展观而存在;也应该作为一种维护全球人类共同利益的境界论而存在。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探析

针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与西方生态思潮之间的区别问题,在生态哲学世界观、有机论、现代性价值观、生态共同体思想等角度,将有机马克思主义与"深绿""浅绿"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将过程哲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智慧结合起来,旨在创造出一种超越现代性、有利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的有机哲学;他们坚持批判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要求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核心的有机教育,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探索中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相较于西方"深绿""浅绿"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空想的浪漫主义色彩。

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重要意义

实现从通过要素投入型不可持续发展到科技创新型可持续发展的转换,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出发点。只有树立人类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人与人的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才能最终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规范人的实践行为,保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除了树立正确的经济发展观、生态价值观、生态思维之外,还必须建立完善的生态法律、法规和严格的考核评价体系。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是既立足于推进中国新型发展道路的作为发展观的生态文明思想,也是立足于全球环境治理、超越了西方深绿和浅绿思潮的作为境界论的生态文明思想。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当代价值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从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对西方生态哲学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与西方"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相比,由于理论基础和价值归宿不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环境民生论的价值归宿和价值目的、合理解决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生态生产力观以及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等理论特质。习近平的生态文明思想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及其价值指向

马克思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创立"实践辩证法"和"生成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在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内在统一的特点,从而与西方的"深绿""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割裂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抽象地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做法区别开来。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决定了他的生态文明理论重视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强调只有实现制度变革和生态价值观的变革,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绿色变革视角下的生态文化理论及其研究

"生态文化"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可以界定为人类社会不同于或超越了现代工业文明及其文化意涵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合生态性制度、文明与文化体系及其元素。依此,我们可以从"绿色文化升华"(新型生态文明的精神建构)和"绿色变革文化"(现存工业文明的精神解构)相统一的维度来把握与界定"生态文化理论",并将其大致理解为通常所指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学科)的简称。相应地,我们不仅可以在一个由"深绿"、"红绿"、"浅绿"组成的三维框架下描述国内外主要生态文化理论及其代表性流派,而且可以对它们在人类现代文明绿色转向过程中的促动潜能作出大致判断。

红色文化传承与绿色生态发展——“红绿交融”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当今世界范围的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主要包括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浅绿"发展理念、以深生态学理论为代表的"深绿"发展理念和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代表的"红绿"发展理念。我们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可以积极借鉴西方绿色生态发展理念中的有益成果,又可以充分挖掘红色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寓红色精神于绿色发展之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红绿"发展理念,以实现生态和谐与社会公正,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以人为本”生态伦理观的路径探究

随着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的实践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人类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也日益严峻。人们面临着风险社会的常态化,在反思以往的以物为本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然生态伦理观,但由此陷入了脱离人的主体性地位而进行的纯粹道德层面上的价值探讨,从而造成生态伦理观念上的虚无主义,这无益于生态活动的践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是社会关系的主体,凡是某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人类通过实践活动将生态资源纳入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网格中,人与生态环境同处于生命共同体中。脱离历史处境与主、客体关系而谈论的生态伦理观是无济于事的,以人为本的生态伦理观是着眼于全球生命共同体的利益,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地基础上发展的,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旨归的生态伦理观。

论西方绿色思潮的生态文明观

西方绿色思潮中的"深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排斥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类实践未涉足的"荒野";"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以技术进步和自然资源市场化为手段,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红绿"思潮中的有机马克思主义基于怀特海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把人类文明看作是对自然的疏离,进而把生态文明理解为排斥技术使用的农庄经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坚持制度维度、哲学价值观维度和政治维度三者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他们对生态文明本质的分歧的实质,反映的是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与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区别。

论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

面对日益全球化发展趋势的生态危机,形成了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和以现代人类中心为基础的"浅绿"思潮,他们分别提出了单纯德治主义和技术主义的生态治理方案。他们的生态治理方案对于缓解全球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理论立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其理论的抽象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并由此形成了要求解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在生态资源占有、使用、分配利益矛盾的"环境正义"运动。习近平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通过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形成了以"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提出了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和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化价值观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这一生态治理观的特点是以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追求,通过科技创新为主导的尊崇自然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来解决生态危机,不仅克服了"深绿"和"浅绿"思潮生态治理观的各自片面性和局限性,而且使其生态文明理论具有发展观和境界论内在统一的鲜明特色,对于实现当代生态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