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反“清乡”斗争述论

1941至1944年间,为粉碎日伪对华中等地全盘伪化的"清乡"行动,华中抗日根据地军民按照中共中央华中局制定的"坚持原地斗争"的反"清乡"总方针,广泛开展政治动员,周密进行组织准备,适时调整军事部署,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灵活制定各项政策与策略,最终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

论日本对“清乡”活动的决策与主导

武汉、广州作战之后,日本调整对华战略,着力扶植伪政权,在所占领地区大肆开展"治安肃正"运动。在华中地区,日本与汪伪政权协同组织实施了声势浩大的"清乡"活动。日本大本营及侵华军事机构通过规划"清乡"活动的具体策略、主导控制汪伪政府清乡委员会的组织与活动、与汪伪政权签订一系列"清乡"协议、在"清乡"活动中牢牢控制军事指挥权等,使整个"清乡"活动完全服从于日本侵华的总目标和总战略。

新四军在江苏抗日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政策述论

为确保对华中占领区的统治,消灭该地区内的新四军,1941年7月至1944年底,日汪在江苏大部分地区掀起了罪恶的"清乡"活动。针对日汪掀起的"清乡"活动,活跃在江苏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在中共中央及华中局的领导下,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把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与群众动员紧密结合在一起,积极展开反"清乡"运动,最终赢得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苏中区与反“清乡”斗争史略

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反"清乡"斗争,是在极其艰苦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由于区党委在全区党、政、军、民中普遍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实行了对党、政、军机构的精简整编,在军事上作出了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的部署,并因地制宜,派遣"汤团"打入敌人内部,从而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苏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抗日斗争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试论抗战时期日伪在浙江的“清乡”运动

抗战时期,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和抗日武装,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日本与汪伪政权勾结在沦陷区推行了残酷的"清乡"运动。日伪在浙江的"清乡"始于1941年,军事上"扫荡"和"封剿"综合运用,政治上整肃与怀柔软硬兼施,经济上掠夺和榨取交替搭配,思想上奴化与麻醉双相合流,展开全方位攻势,从而给浙江沦陷区军民造成了空前灾难。

南京政府时期国民党新军阀的地方军事化——以湖南“清乡”为个案的考察

作为国民党新军阀地方军事化的典型,湖南新军阀当局的"清乡",沿用传统的保甲制度,并在其上嫁接一系列军事化措施,具有体系完整、融化于县级行政以及以"铲共"作为社会资源整合黏合剂的特点,其清乡总体绩效较邻省成功。

反“清乡”斗争中的南通“乙种组织”

1943年初,根据中共苏中区党委的决定,代号为"乙种组织"的南通地区中共秘密组织正式建立。从组建伊始至1944年秋反"清乡"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之下,战斗在敌占区的乙种组织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斗争形势,从隐蔽、埋伏、积蓄、待机,到寻机而动、相机出击,成为反"清乡"斗争中体系完备、目标明确、机动灵活,集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两大职能于一体的坚强战斗组织,为反"清乡"斗争乃至后来解放战争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苏中四分区民兵反“清乡”斗争的历史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为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目标,策划实施了"清乡"阴谋。1943年初,日伪"清乡"区从苏南扩展到苏中地区,并把四分区作为苏中"清乡"首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苏中四分区民兵作为一支主要的武装力量,与抗日主力积极配合,历经一年多的浴血奋战,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伟大胜利,推动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2013年是苏中四分区抗日反"清乡"斗争70周年,我们继承和发扬苏中四分区民兵高昂战斗精神同时,更要以史为鉴,给予新时期民兵工作更多的思考与关注。

汲取反“清乡”斗争历史营养

抗日战争时期南通地区的反“清乡”斗争,与土地革命时期的红14军武装斗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并称为南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丰碑。战争的硝烟早己散去,但历史的经验不能忘却。

新四军海上武装对反“清乡”斗争的贡献

诞生在抗日烽火中的新四军海上武装,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支初具规模的海上武装,他们驾驶着木帆船从如东何家灶出发,战斗在一千多公里的黄海海面上,对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

南通反“清乡”斗争中的经济战

在南通波澜壮阔的反“清乡”斗争中,不仅有威武雄壮的军事斗争,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还有错综复杂的经济斗争。它是反“清乡”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条战线,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相辅相成。日伪在“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的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疯狂地进行“经济清乡”,试图通过掠夺南通的资源和南通人民辛勤劳作的果实,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对此,苏中区和苏中四分区党委领导广大军民,采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苏南反“清乡”:中共干部汪大铭的作战与生活

1943年春,日伪在苏南镇江地区发动"清乡"运动,同时重庆国民政府第三战区集结兵力从皖南北上苏南,"进剿"新四军主力,苏南抗日根据地面临极大的困难与危险。新四军主力跳出"清乡"区,留置精干队伍在日伪"清乡"区内坚持斗争。通过汪大铭日记及相关资料,可切实探寻日伪"清乡"区中共干部紧张作战、戎马倥偬的具体面相——昼伏夜出的生活方式,如何攻打日伪据点,开展群众工作,破坏封锁线竹篱笆等。经受反"清乡"历练的中共干部,一方面得益于成功的统战工作与群众路线,另一方面依靠自身的吃苦耐劳和坚定机智,成为深水之鱼,实现在日伪"清乡"区内长期坚持的目标,维持并打开了工作局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由此也约略可见中共中层干部的培养与成长方式以及在困难危险关头,中共抗日根据地苦撑坚持的韧性。

“清乡运动”与李士群之死

李士群是“清乡运动”的主要谋划者与核心人物。其得力的措施使该运动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李士群在“清乡”中急剧膨胀的势力与强烈的离心倾向 ,严重威胁了日本“国策” ,这是其致死的根本原因 ,他的死也与日军内部派系斗争以及与周佛海的权力斗争有关。所谓死于军统反间计之说实属夸大之辞 。

反“清乡”斗争中的如西军民

1942年,日伪军对苏中根据地发起连续"扫荡""清剿"失败后,又开始进行更为残酷的"清乡"。所谓"清乡",就是妄图"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综合使用军事"清剿"、政治欺骗、编查保甲、特工破坏等手段,"以华制华""以战养战",彻底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当年12月1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下令把苏中四分区的南通、海门、启东及如皋(东)县的一部分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地区",之后再扩展到三分区及整个苏北地区。

我亲历的苏中反“清乡”斗争

1943年,我在新四军6师18旅参谋处工作,学会了一首歌颂党的歌曲。几十年过去了,我对这首歌的歌词仍记忆犹新:"七月的阳光,照耀着大地,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奔向战场,掀起了北伐怒潮,领导了土地革命,长征二万五千里,三年游击战,22年的苦斗,朝着一个方向,为民族争自由,为社会求解放,鲜血洒遍了草地雪山,染红了黄河长江,今天又站在团结抗战的最前线。

“清乡委员会”:汪伪政权结构之“异化”

在汪伪政权的结构中,“清乡委员会”是一个“异化”之存在。基于各自利益考量,日、汪双方在所谓“确立治安,改善民生”的共同目标下决定进行“清乡”,并决定在汪伪“中央”设立“清乡委员会”。伴随“清乡”地区的扩展,“清乡委员会”之下又相继设立“驻苏办事处”“驻嘉办事处”“驻浙办事处”“浙东办事处”及“驻皖办事处”等一系列地域性“清乡”机构。进而,以“清乡委员会”为代表的“清乡”机构在运行中呈现出地位特殊、二元机构并存、李士群一定程度上左右“清乡”事宜及沦为利益与权力争斗工具之四大“异化”特点。应该说,日本是导致“清乡委员会”等汪伪政权结构“异化”的最大因素。

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与华中“清乡运动”比较研究

1941年,日本在中国华北和华中地区分别发动了“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两者都是在日本对华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背景下,为加强对占领区的控制,综合运用军事战、政治战、经济战、思想战所采取的措施,但在具体政策、手段上有所差异,“治安强化运动”将华北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未治安区”,分区施策;“清乡运动”则是逐步展开,一个区域成功以后,再向其他区域扩展。这种差别主要是华北和华中地理环境不同、运动发动者不同及针对对象不同所致,而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微妙区别。

南京政府时期的湖南省县政

湖南省县政,在以何键为首的新军阀当局的政治设计中,是作为清乡体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发挥作用的。团防建设在湖南清乡体系中,属于县级行政的重要行政职责。区域联防是清乡体系中县政的自然延伸。湖南县级地方的社会组织基础,被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军阀当局孕育于对保甲制度的恢复与强化中。清乡体系的完整,尤其是对清乡体系中县级行政这一基础环节的着力营造,保证了湖南清乡成绩的整体绩效。在湖南新军阀当局把巩固清乡成果的希望寄托在县级行政机构的同时,县级行政机构和团防的腐败问题又在不断侵蚀着清乡体系的机体,制造着新的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