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张之洞

知人论世,要评价后来的张之洞,应该先了解"清流"张之洞。"清流"时期张之洞的交友方式和政治行为,已经表露出他的志向,在于官场速化,而不是其他。他不具备一个划时代人物所应有的人品和理想主义精神。这样的人品和政治抱负,决定了他是旧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新时代的开辟者。

邓承修:另类“清流”

政治背景和科甲出身,决定了"清流"的交往圈子。这一交往圈子又影响决定了"清流"的建言方式和内容。作为这一圈子之外的邓承修,以另一种建言方式,同样跻身到"清流"的行列。邓承修的仕途成败,折射出"清流"来源的复杂性和建言内容的多歧性,也反映了慈禧和枢臣启用"清流"人物的两难心态。

“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政治诠释与时代意蕴

"循吏"与"清流"的历史之辩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我国传统政治理性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问题表面上是两种不同官员形象的对比,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政治理性内在张力的外显,是两种不同政治理性观念的博弈。其发生逻辑在于政治理性自身的价值性,在于价值评价的差异性。它的实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其中"循吏"是工具理性的表征,"清流"是对价值理性的彰显。新时代"循吏"与"清流"历史之辩的本质启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需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执政党要实现执政能力与执政道德的统一。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以廉政为先、勤政为本、善治为要,进而实现执政自觉。

张之洞从“清流”转向“洋务”的角色之变

张之洞从“清流”向“洋务”的转变是他一生事业的关键点。其兼容新旧的思想观念、灵活敏锐的时局判断、振刷维坚的政治实践,使得他成为清末一名经世务实的政治家。这启示我们,领导干部要修炼与时俱变的敏锐嗅觉、锤炼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组织部门要完善干部轮岗交流机制,如此才能留下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业绩。

“清流”与《申报》

《申报》议政,是一种商业需要,目的在于赢得政府官员读者群;"清流"看《申报》,是一种政治需要,目的在于能够跟上官场上的洋务话题。体制内外的两种言路互动互利,实现双赢:《申报》获得了稳定的订户;而官员扩大了消息渠道,充实了洋务新知。但《申报》最终无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舆论,官员也没有突破传统的为政理念。

从慈禧到“清流”:同光中兴中的“声”与“色”

中兴时代的官员是需要宣泄快感的,带给他们快感的是京戏及其名角儿。皮簧是声,名角是色。由于法律严禁宿娼狎妓,官员便以狎优为替代品。最高统治者慈禧喜好京戏,本为寻常的耳目之娱。但官员则借助于"上有所好",不断将精神层面的娱乐向物欲层面转变。从同治皇帝到王公大臣,从封疆大吏到以年轻的翰詹词臣为主体的"清流"们,"选歌"为表,"征色"为实。绕过律例的约束而合法腐败,以声色为媒介而夤缘攀援。这是纵情声色的实质。尽管"清流"以其文学才华为狎优贴上了风雅的标签,将燕饮赏戏和问学议政混为一体,形成了京师官场的新风尚,但风尚的背后,仍掩盖不住法纪松懈、人心无定的新现实。中兴的同光,也是"声"与"色"的同光。

文硕被革职驻藏大臣原因探微

文硕被革职驻藏大臣为西藏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本文从清廷革掉文硕驻藏大臣职务的谕旨及文硕所记该旨对比分析出发,探求文硕被革职背后涉及的人事矛盾与派系冲突,认为文硕被革职的原因与其"清流"心态大有关系。出身"清流"的文硕,在外放出任驻藏大臣后他依然持有"清流"心态,并在隆吐山事件处理中展现出来,这违背了清廷当时处理该事件的"逻辑"。他终因此惹怒清廷最高统治者而被革职。

义和团时期的王文韶

外国长期侵略中国,在清政府官员中,反对外国侵略的大有人在。反侵略,本来是正义的,正确的,但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反侵略进而拆教堂,杀洋人,进攻使馆,就成了盲目排外。王文韶不赞成盲目排外,也不激烈抗争,不但未受处分,反而一升再升,直升至大学士。史实证明,他比徐桐、赵舒翘等高明、正确。

“北黎冲突”前中法越南交涉与张之洞因应(1881-1884)——张之洞未刊书札研究

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可从中探究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对中法越南交涉的因应。北圻问题发生初期,张之洞即从张佩纶处获取李鸿章的相关情报,并表达了相应意见。随着中法事态的变化,张之洞参与起复阎敬铭、李鸿章,颇有为中法越南交涉考虑的意味。至中法衅起,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广派委员,建立其作为地方大员独立的情报渠道。借助中法越南交涉的契机,张之洞主动谋求调离山西,朝廷终命其署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中法越南初期交涉中的地位虽不如东南督抚般重要,更无法与李鸿章、曾纪泽、赫德、总署各员相比,但其相关因应与人事关涉甲申朝局变迁,是窥测相关事态变动的主要人物之一。

“八表”之语、“书生”习性与“儒臣”风格——张之洞的一个侧面

“探花”张之洞经不止一任外省考官和学政历练,回到京师后又成为“清流”先锋。光绪七年冬被授山西巡抚,开启了其疆吏生涯。在他初任晋抚的谢恩折中,因有“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的语句而备受奚落和讽刺。及至“庚子议和”,又因事被李鸿章指斥其“书生之习”不改。张之洞闻知后大为光火,激愤地以“中堂习气”反讽李氏。刘坤一等人从中斡旋,张之洞久不能平。此乃“官书”所载,无可置疑。由此又衍生出诸多传闻,虽所述具体情节有异,但大旨上也基本相符。考其实际,张之洞终为“儒臣”的风格始终未变。

“二十四贤”与“汉魏革命”

十卷本《陶潜集·四八目》所载的魏文帝于汉魏禅代之际彰表"二十四贤"之事,可以认为源自确切的汉末魏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二十四贤"的人选构成来自于东汉后期的"清流"士人群体,既包括了积极参与反外戚、反宦官政治活动的官僚士人,也包括了以隐居不仕表达消极反抗之意的民间处士。曹丕在代汉建魏前夕彰表如是面貌的"二十四贤",显示了曹魏王朝君臣以汉末清流的继承者自居的政治立场,也是着眼于重构王朝秩序的"汉魏革命"的组成部分。

张之洞与李鸿章早年交际再析(1869-1881)——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考释

借助近代史所藏张之洞档,对张之洞致张佩纶有关书札进行考订释读,可以追觅“清流”时期的张之洞与李鸿章的早年交往、密谋、合作与分歧。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张之洞以“洋务”立身鸣世,与李鸿章有了合作的基础,张李二人渐有直接往来与合作。为应对时局,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内、外朝相互呼应,共同配合琉球罢约、光绪七年沿海督抚调整及左宗棠的外调。这些事件凸显张之洞的主动性,而非仅为李鸿章的拉拢或张佩纶的穿引。探讨张李二人的早年交际,证实张之洞从“清流”向“洋务派”转变的论述模式存在可商榷之处。对近代史所藏张之洞致张佩纶书札进行刊布,亦可补各版本《张之洞全集》之不足。

书生切莫空议论 头颅掷处血斑斑——试论曾朴的《孽海花》中的“中日战争时代”

在小说《孽海花》里所呈现的波澜壮阔的甲午战争历史画卷中,曾朴描绘得最得心应手的是一批"清流"人士,其中影射翁同的龚平是作者曾朴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耐人寻味的是:在《孽海花》的两个版本中,曾朴塑造了两个迥然有别的龚平,在修改本中,他对龚平由以往的倾心歌颂一改而为揶揄、批判,表明他对翁同的认知与评价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在曾朴笔下,"清流"人士开放意识缺乏,理论体系陈旧;过分抬高道德律条,热衷挥舞道德大棒——他们在晚清历史舞台上扮演了他们绝对不想扮演的"误国"者角色。曾朴当年对"后清流"人士的文化反思,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在经过历史的剧烈震荡之后可贵的思想沉淀与精神探索,对于而今我们建设强军文化具有借鉴意义。

由“战”转“和”:中法战争时期《申报》的舆论导向

中法战争牵动国人神经,引起清廷内部的激烈讨论,集中表现为“清流”与洋务派“战”与“和”的角力,《申报》始终保持对这一议题的深度舆论参与,发挥舆论引导的功能。以马尾海战为转折点,《申报》的舆论导向经历了由“拥战”到“主和”的转变;同时,作为体制外言路的《申报》对体制内言路“清流”的态度也由推崇转向批评。《申报》的转向之举亦让其政治立场遭受质疑,《申报》回应读者并与《字林沪报》就何为“忠君爱国”展开论战。其认为“战”与“和”的表态不能作为是否“忠君爱国”的判断标准,审时度势、据事直书方为真正的“忠君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