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国家安全与政制改革:“港独”的《基本法》防控机制

"港独"是一种谋求"香港独立"的社会思潮、分离理论和政治运动,不论分离主义者如何构建和渲染,其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基本法》是我国的宪制性法律,它对香港的地位作了清晰的界定,应当成为反驳和遏制"港独"的法律依据。首先,"港独"挑战了国家主权,但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港独"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其次,"港独"组织酿造的暴力事件,危害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也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应当被用于遏止"港独"。最后,"港独"因民主化而起,只有最终实现民主普选,才能彻底消解"港独"的生存空间。《基本法》有关普选的规定为重启政制改革、消解"港独"奠定了基础。

国家安全视角下“港独”意识的流变及其应对

国家安全本质上是一种情境感知状态。香港本土意识历史流变的过程,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展示着国民安全的感知特征。而当激进本土主义走向极端化、"港独"意识抬头时,不得不系统地反思其兴起的安全因素。就香港本体安全感知而言,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与文化安全的公众意识决定着"港独"意识的走向。而"港独"意识一旦成型蔓延,容易诱致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安全风险。必须予以积极审慎的态度,重启政改议程、灵活推进国家安全立法以及以"政治引导"重塑"行政主导"的管治格局,藉此以提升香港公众安全指数,亦确保国家政治与主权安全目标的实现。

“港独”思潮的兴起、主张及其危害论析

从社会思潮演进发展的规律及其在不同阶段的功能来看,"港独"思潮已经具备政治思潮的典型特征。现阶段,"港独"主张已经理论化、系统化,在其影响下,"港独"行动日渐组织化、激进化。如果任其发展,必将给香港的繁荣稳定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带来严重危害。

“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研究

“港独”思潮与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极化色彩。“港独”是香港本土主义的极端形式,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的结构性二元对立矛盾是其滋长的背景。“港独”的极化机制与过程主要表现为认知极化与行动极端化两个相互增强的层面。一方面,通过香港与内地之间“自我”与“他者”的极化塑造,“港独”在认知与认同层面建构了分裂主义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和行为主体的极化,“港独”势力不断推动从社会运动到民粹主义,再到“颜色革命”和恐怖主义的行动极端化。在香港社会严重撕裂、政治高度极化的背景下,“港独”势力正企图以“民主”手段夺取和实现对香港社会的暴力劫持.

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遏制“港独”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是做好港澳工作的关键。自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然而近年来,"港独"思潮更加理论化,更加注重学术包装,从理论上寻求论证和实现"港独"的法理资源;更加注重运用互联网宣传"港独"主张、鼓噪"港独"行动;更加注重联合反华势力和各路"独派"分子运筹"港独",成为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妨害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的最不稳定因素之一。要遏制和打击"港独",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予的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试论“港独”的形成原因、基本特点及策略选择

虽然到目前为止,"港独"仍然徘徊在香港主流社会的边缘,没有得到多数香港市民的认同,但是如果"港独"得不到正视和遏制,将严重危害香港的社会稳定、造成社会分裂对立、损害香港和平发展、伤害内地民众感情,危害中国国际形象。对此,必须分析"港独"形成的原因和特点,采取应对的策略。

“港独”言论的识别及其法律规制——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为视角

"港独"言论的陆续出现正深刻影响着香港各阶层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仅从政治层面进行对策性回应已不足以充分遏止"港独"言论所带来的危害,应当考虑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制。"港独"言论在本质上不仅不是言论自由的保护对象,反而属于言论自由所绝对禁止并予以严格限制的言论范围。本文通过澄清"港独"言论与言论自由的关系,将"港独"言论识别为被法律严格排除在言论自由之外的仇恨言论,并通过与域外对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进行比较分析,对香港现行有关法例进行反思与检讨,提出应当在理顺香港现行法例体系的基础上,尽快填补香港对言论自由法律限制的立法漏洞,及时遏止"港独"言论造成的危害。

遏制“港独”之立法构想

香港回归以来,"港独"之声不绝于耳。本文首先立足于刑法解释学的视角,讨论"港独"行为的具体形态和违法性。"港独"行为有多种表现方式,其共同特征是主张废除香港《基本法》,推翻中央人民政府的统治,意图"香港独立",将香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中分离出去。此类"港独"主张不属于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自由,而是分裂国家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不仅明确违反了《宪法》与《基本法》的规定,也构成了香港本地《刑事罪行条例》的煽动罪和意图叛逆罪。层出不穷的"港独"活动使香港经济和社会秩序不断受创,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国家安全立法,"分裂主义者"至今仍未受到法律制裁,因此,《基本法》第23条的相应国家安全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应当尽早提上日程。在汲取23条立法失败的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从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社会参与等角度提出了遏制"港独"的具体立法构想。

“港独”的“公民民族自决”与“全民公投”之法理审视与批判

从自决权的本体范畴看,自决权必须包含两个维度:一是"自主决定的权利",涵盖了自决权的权利主体与权利目的;二是"自由决定的权利",涵盖了自决权的权利手段和权利内容。从国际法规定的权利主体、权利目的、权利内容和权利手段四个方面看,"港独"主张的"公民民族自决"、"全民公投"等理论和政治观点不具有合法性。自决权不能适用于分离主义运动,"港独"以"公民民族自决"为理论依据,以"全民公投"为实现形式,以"香港独立"为目的的做法不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

“港独”与“台独”合流的初步分析及法理应对

"港独"与"台独"因分裂国家的共同政治目的和相同外部因素的刺激,已呈现合流之势,且这一趋势将愈演愈烈。"港独"与"台独"合流不仅危害香港、台湾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更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造成巨大伤害。法律手段是防范和遏制两"独"合流的重要武器。

“港独”与“台独”合流的动向、原因及影响

"港独"作为一种极端思潮与政治破坏运动已然存在,其并不具备基本的现实可能性,但对香港社会的稳定和"一国两制"在港实践带来了严峻挑战。"台独"问题由来已久,随着民进党上台,"台独"势力有所膨胀。近年来"港独"与"台独"出现合流趋势,在价值观上试图联合构建反国家的意识形态共同体,在抗争方式上互仿以破坏当地正常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人员动员上均将青年视为分裂运动的主力军。"两独"合流的种种行径对维护中国国家主权以及增进两地民众福祉的危害不可低估。造成"两独"合流的主要原因包括:两地相似的经济发展困境导致社会心理的变化、两地青年相似的激进思想倾向、外部势力的插手干预以及两地的殖民遗毒未消除等。须采取有力手段从根本上遏制"港独""台独"以及"两独"合流。

香港本土派青年运动的观察、实践以及启示

"非法‘占中’"之后,香港政治光谱急速扩展,更多的本土派青年活跃在香港的政治舞台,引发一股香港"本土思潮"的热流。本土派青年在"勇武""激进"甚至是"极端"的"抗争"中迅速发展,许多还开始走上"港独"的绝路,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牵动着香港政治发展的重要力量。回归以来,在香港社会国民教育不足的情况下,青年在特定历史时期启蒙成长,"上流"和"上楼"的渴望牵动着"上街"的"抗争"。本文从香港青年运动的具体实践,窥探本土派青年的形成路径,试图寻找解决香港青年问题的破题之路。

“后政改”时期的香港青年本土派

青年本土派在香港立法会选举等政治舞台上异军突起,成为不可忽视的"新力量"。青年本土派具有鲜明的政治诉求,意图通过组织社会运动和入侵立法会的途径,实现"香港独立"的目标。青年本土派激进的政治诉求无法在基本法框架下实现:诉求内容多样化、诉求手段多元化和诉求方式暴力化;线上和线下活动方式并存、社会运动和入侵立法会并进。这加大了特区政府的管治难度。香港青年法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缺失、"后政改"时期香港经济社会情况,是引发青年本土派崛起的导火索。现时特区政府应通过推动基本法教育和国民教育、强化与内地交流的途径,提高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感;通过积极参与到"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缓解经济压力,为香港青年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香港法院应当对违反香港本地法例的行为做出规制。

香港本土主义思潮异化及其化解途径

近年来,香港本土主义思潮起伏鲜明、波动频繁,摆脱了原有文化属性,日益显现出极端化、合流化、西化的新趋势,发生明显异化。异化的香港本土主义思潮不断冲击“一国两制”实践,挑战“一国”底线,危害香港自身发展。要从国家治理站位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寻求化解之法,正视传统文化的作用,积极寻求共同价值底蕴,重构香港核心价值观;注重网络教育和社会教育,引导香港激进青年回归正途;加强香港治理,维护法治传统,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

论香港特区反分裂国家立法

在法律的框架内,以平和的通常方式表达公民对社会治理的意见,属于《香港基本法》保护的香港居民的言论自由。相反,"港独"言行与《香港基本法》《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等相悖,不属于公民言论自由。因此,以暴力或者其他严重非法手段推行"港独",本质上属于分裂国家行为,香港特区应通过立法对此类行为进行犯罪化处理。近年来一系列妄图推行"港独"的事件表明,假借言论自由而行分裂国家之实的"港独"言行已进入常态化,香港特区反分裂国家的立法具有紧迫性。《香港基本法》已施行20多年,香港特区应当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采取"休克式"立法举措,以刑罚予以震慑。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作为中央政府授权治理香港的行政首长,应主导立法进程。同时,澳门特区2009年完成的国家安全立法的经验,可以作为重要参照。在当前,香港特区进行反分裂国家立法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

反分裂斗争中的认同政治：价值与制度视角

反分裂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大课题。价值观本质上属于政治认同范畴,是认同政治的重要构成。在反分裂斗争中,价值观成为关键变量。价值认同关系合法性与政治认同,成为影响国家认同的关键因素。价值观对立构建是分裂主义的重要手段。价值观差异和对立不断制造着部分台湾民众、香港民众的国家认同危机。“台独”势力把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内涵从国家认同剥离,并将对中国的国家认同窄化为大陆认同,制造美化的台湾认同与丑化的大陆认同之间的价值冲突和对立。“港独”势力沿袭殖民势力在价值层面去民族化的路径,煽动香港民众对内地制度及意识形态的排斥,企图颠覆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在分裂主义国际化层面,价值观因素成为西方势力干涉我国统一、分裂势力寻求外部所谓“同情”与“支持”的重要工具。反分裂斗争中整合及凝练价值观,要统领和协调差异性价值观,引领与应对自我实现价值观,凝练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新价值观。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统一价值观的整合及凝练必须加强制度认同建设。

反分裂斗争中的国家认同建设研究——以港台地区为例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关键时期,国家统一是题中应有之义,反分裂也成为新时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反分裂斗争中,国家认同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为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层面。政治意识属于政治认同的范畴,是影响政治认同的重要变量;在文化认同层面,国家主体文化和亚国家文化的融合发展则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政治意识的对立和主体文化认同的缺失共同导致了部分香港民众和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危机。"台独"和"港独"势力通过构建政治意识上的对立、文化上的"去中国化"、割裂两地历史联系和反对融合发展以弱化甚至颠覆国家认同。基于此,中央政府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展现制度优越性,加强制度认同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强地方本土文化和国家主体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凝聚价值共识,增强国家文化认同建设。

试析香港的激进本土主义

近年来,陆港两地在融合过程中出现了"双非子女"、水货客等系列社会问题,引发了部分港人的不安。在此背景下,香港社会出现激进本土主义的主张和行动,甚至出现激进主义的极端形式"港独"(香港独立)。这一现象与香港本土意识的发展、殖民主义影响及国民教育受阻、移民政策的变化、港人的悲情和自困、外部势力干预,以及对"高度自治"的误解和曲解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香港城邦论""香港民族论"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两种激进本土主义的观点,"香港城邦论"预设城邦认同,歪曲陆港两地关系,挑战中国国家结构;而"香港民族论"则打造了所谓的"香港民族"身份,鼓吹虚幻的民族自决。当前,香港激进本土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

港澳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地位和作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为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由中山大学主办,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承办的'港澳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地位和作用——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5月13~14日在中山大学举行。来自日本阪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理工学院等境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共同探讨了港澳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香港：止暴制乱，刻不容缓

近来,非法示威游行和暴力横行令香港滑向深渊边缘。如今,香港大多数人不再沉默,近50万香港市民8月17日冒雨参加'守护香港大联盟'发起的'反暴力、救香港'大集会,向暴力说不,向失序说不,呼唤和谐稳定,尽快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四处滋扰,暴力升级自6月以来,香港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势力借和平游行集会之名,进行各种激进抗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