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灭国新法”:清末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剖析

辛亥革命前十年,梁启超在言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那一时期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以生动的文风向国人介绍世界大势,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危局。在这其中,发表于1901年的《灭国新法论》极为重要。梁启超在其中揭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支配非西方国家的手段,强调前者灭人之国往往不需要直接动用武力,通过金融、借债、修筑铁路、派遣顾问等方式便可完成。梁启超的这些观点,对于近代中国人更为全面地开眼看世界极有助益。也正是在剖析“灭国新法”的脉络下,梁启超提醒国人要注意帝国主义问题。而对帝国主义问题的高度重视,成为了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

“灭国新法”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形势的思考

在《灭国新法论》中,梁启超借由叙述埃及、印度、波兰、布尔、菲律宾等地的亡国史来提醒国人,近代西方列强殖民扩张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攻城略地、抢占地盘,而是会充分运用财政、金融、教育等手段来控制非西方国家。“灭国新法”的击中人心之处在于“灭国”,因为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有可能因遭瓜分而亡国一直是让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倍感忧虑之事。“灭国新法”的落脚点在“新”字,即强调要注意到近代列强殖民扩张的新手段与新策略。借着其始创者梁启超在舆论界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它与帝国主义问题的紧密关联,“灭国新法”逐渐成为时人分析世界形势与中国危局时常用的一个概念。人们或是直接使用它,或是将其表述略作变动,用更通俗的形式再次传播,或是将“灭国新法”所强调的内容作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对“灭国新法”的借鉴与运用,从晚清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

晚清知识分子的帝国主义论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受到明治时代日本不同派别知识分子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并深入讨论帝国主义问题。梁启超等人接受日本近代国家主义者的论述,认为从民族主义到民族帝国主义是19世纪以降国际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中国人应该明晰世界大势,认识到中国所处的险恶的外部环境,进而思考振衰起微之道。章太炎、刘师培则受到日本社会主义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从经济层面与哲学层面剖析、批判帝国主义。而从晚清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梁启超等人的问题在于,他们虽然意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巨大危害,但缺少构想一种更为平等与公平的国际秩序的契机。

“帝国主义”问题与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世界视野

由中国近代思想史、政治史的演进脉络来看,从庚子事变后梁启超向国人介绍西方列强的“灭国新法”开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就已将帝国主义问题作为思考中国内外状况的重要切入点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传入中国,它在继承先前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分析时局、制定战略影响极大,它促使革命者在剖析中国内外局势的同时,不断思考新的政治力量如何产生。而真正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内化为中国革命理论资源的,还数毛泽东关于中国处于内外统治阶级统治的双重薄弱环节与中国内部不均衡性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