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高层对“焦土抗战”之认知与分歧——以朱家骅为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高层就是否采用及如何采取“焦土抗战”,在认知和实践上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1937年11月底至12月初从浙江省主席职位调离前后的朱家骅,在其“离浙声明”中首次提出以“爱惜民力物力”为前提的“焦土抗战”观点,且认为这样的认识是符合蒋介石意旨的,但被以桂系为代表的主张“自我焦土”的“焦土抗战”论者曲解和误解。为此,他在浙江省政府撤出杭州时作了保全杭州城的安排,也在从浙江路经江西、湖南抵达湖北之履新途中,一路解释他的“焦土抗战”观点,但效果寥寥,呼应者仅汪精卫等极少数国民党高层。待到1938年“长沙大火”,被保全的杭州城和被焚毁的长沙城形成强烈对比之时,无论是蒋介石本人还是陈诚等国民党高层,对“焦土抗战”作了一些反思;知识界、舆论界也主张慎用“莫斯科公式”。此后,中国社会有关“焦土抗战”的讨论与实践都趋向理性与慎重,应该说是对朱家骅“焦土抗战”认知和实践的最大肯定。

白崇禧与抗日游击战浅论

抗战爆发之初,李宗仁和白崇禧极力倡言"焦土抗战"理论,表达了要"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也概括了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思想。白崇禧系统地论述了游击战的意义及其与正规战和正面战场的关系,推进了国民党军队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理论与实践,对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