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内涵、意义与建构

基于全球能源安全挑战、全球气候治理需求、能源结构绿色转型、中国成为清洁能源发展大国等时代背景,全球清洁能源伙伴关系成为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内容,其以加快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开发、创造经济社会多重效益为主要目标,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等原则,着力塑造沟通交流网络、项目开发网络、产业融合网络和技术共享网络等。全球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的意义在于提升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能源安全,创造绿色发展机遇,推动形成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格局。全球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的构建主要依托多层面的战略对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能源援助、技术支持和能力培养、同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等实践路径。

“特别全球伙伴关系”框架下日本对乌克兰政策调整

2023年3月,日本与乌克兰建立“特别全球伙伴关系”以来,日本将援乌重点从紧急对乌援助扩展至多领域助乌重建,从单方面援乌转变为寻求日乌双向支持,提升日乌合作的制度化,并扩大对乌政策实施主体的多样性。日本调整对乌政策具有三重战略意图,即在全球层面提升日本在西方盟友中的可信度,在地区层面确保日本在东欧的经济利益,在双边层面借乌克兰增强其周边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日本对乌政策调整将使日本在周边安全议题上得到西方盟友更多的支持,扩大日本在东欧的经济影响力和提升与华经贸竞争,并使乌克兰的外交立场逐渐亲日化。不过,该政策实施亦受到美国等西方盟友援乌态度、日本国内民意以及“全球南方”在乌克兰外交中的重要性等三大因素制约。

公私相互激励与环境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以全球森林治理为例

由于森林破坏问题的复杂性,全球森林治理进程能够催生包含国家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关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既有研究或聚焦绩效分析而忽视对伙伴关系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探究,或过度强调公私合作而忽视非协调性公私互动的激励效应,不利于全面理解森林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本文提出,以森林治理为代表的环境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并非一贯以公私协作为主基调,其内公、私部门的互动关系可呈现公有部门主导、私有部门主导和公私共治三种模式,其演化动力是公、私部门间的相互激励。一方面,公有部门的政治授权为私有部门参与环境治理提供初始激励,而多边环境谈判的僵局又能进一步激励私有部门独立采取跨国治理行动。另一方面,私有部门主导的创新性治理实践能够增强公有部门的治理能力和意愿,而私有部门主导的治理又可能出现逐底竞争和发展速度不足的问题,这又反过来激励公有部门的行动,促进公私共治模式的出现。全球森林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从国家主导(多边缔约),转变为私有部门主导(供应链治理),进而发展为公私共治模式。该演变进程的各阶段均体现了公、私部门相互激励的逻辑。

全球治理区域转向背景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构建:成就、问题与未来发展

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治理的区域转向日益凸显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建立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蓝色经济和产业合作、海上能源资源开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数据信息资源管理、合作机制建设以及区域海洋治理探索等方面。然而,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合作机制碎片化且作用有限、法律基础以软法为主和约束力不强、各国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和国内立法体系庞杂、内部争端的存在和外部势力的影响等。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未来发展,首先应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其次应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最后在具体路径方面应利用协调现有的合作机制、推动软法向硬法过渡、拓展“蓝色”合作领域以及建设危机预警与管控机制等。

中欧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挑战与前景

受意识形态、价值观外交和美国因素等多重因素影响,当前中欧关系走向正在发生变化。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为中欧关系稳定发展提供新思路。文章认为,基于这一倡议,中欧可以在多个层面发展和建立伙伴关系。深化中欧各领域务实合作,从发展角度构建文明伙伴关系,有助于中欧互学互鉴、普惠包容;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构建中欧全球治理伙伴关系;与中国“双循环”相对接,探索中欧两大市场合作共赢新模式;构建中欧全面创新合作伙伴关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构建中欧战略深度对接关系,从而有效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核心要义。

习近平全球伙伴关系理念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发展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推动与各国开展友好合作,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打造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性和中国外交政策开放性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验在外交领域的延伸和拓展。这不仅有利于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牢牢把握主动权,也符合合作伙伴间的共同利益。这是支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在实践中凸显了团结合作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时代价值,为新形势下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深刻把握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意义,对于理解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性、时代性、先进性和实践性,将各国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转化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理念、共识和集体行动,不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全球伙伴关系构建的多边主义转向

Developing global partnerships is an important focus for China’s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1 President Xi Jinping proposed at the Central Conference on Work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 in November 2014,“We should make more friends while abiding by the principle of non-alignment and build a global network of partnerships.”

“全球南方”与全球伙伴关系构建

2023年9月6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共同举办“‘全球南方’合作的基础和前景”研讨会。王健、刘军、祝鸣、张家栋、刘宗义、王广大、王海燕等专家参会和交流。其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和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刘军的主要观点如下。

美国政府建立标准全球伙伴关系的策略研究

美国一直致力于以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方式推进标准的国际合作,建立全球标准伙伴关系,以提升美国的竞争力和领导力。本文分析美国政府构建其“标准朋友圈”的举措和特点,为我国推动标准国际合作提供参考。一、美国政府标准国际合作举措近年来,美国以国家战略为指引,将标准与政治、经贸、技术等协同推进,全力拓展其标准全球合作网络。

全球海洋治理视野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

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是中国持续开展双边和多边海洋合作的结果,也是其更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倡议。全球海洋治理背景下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拥有一些有利条件,也面临一些问题。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建构将在全球海洋治理领域彰显南南合作的强大力量,对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海洋政治关系,发展全球可持续性蓝色经济,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和全球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都具有重要意义。推进中非"蓝色伙伴关系"的发展,应从加快中国自身的海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入手,合理规划中非海洋合作的重点领域和重点国家;在涉非三方合作问题上积极作为,减轻域外大国势力带来的不利影响;要特别重视与联合国和非洲发展计划相关议程相对接,为化解全球海洋治理难题和完善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做出贡献。

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治理方式及成效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社会对教育问题愈加关注和重视,全球教育治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成立于2002年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组织",作为一股新兴力量,通过会议、财政和技术支持以及构建合作伙伴关系的方式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在全球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教育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全民教育的发展,带动了发展中国家教育治理方式的转变。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科技战略导向和中国选择进路

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经济正逐渐向数字经济转型。目前,全球数字贸易治理法律框架虽然尚未形成,但欧美等数字贸易大国正积极推进数字贸易的全球治理,力求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是全球首个针对数字经济而制定的专项协定,在深度借鉴《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电子商务章节的基础上增加了前沿性内容,并采用灵活的模块式框架,有选择地引用了部分“美式数字规则”。申请加入DEPA对中国数字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体现了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路径选择。这既是提升数字经济、数字贸易治理水平的需要,也是扩大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中话语权的重要渠道,倒逼中国加快数字经济领域建章立制的步伐,加强与他国的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和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及其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的兴起,在全球气候治理领推动形成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并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效遏止了主权国家气候治理的赤字。本文采取多元研究方法,通过论证包括全球科学和知识专业性伙伴关系、全球气候安全政治伙伴关系、全球气候议题公众传播伙伴关系和全球气候经济商业伙伴关系在内的伙伴关系网络,探讨了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优势与贡献,并发现全球气候治理模式由政府主导正转向多重伙伴关系共同参与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参与建设的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正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理念构建和方案制定,通过对个人、社会和企业直接施加影响,把全球层面的气候治理理念与方案落实到地方治理中心的实践行动,并不断加强与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为探索和发现最优的气候治理解决途径提供支持。通过全球气候治理伙伴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不仅形成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联动效应,也推动各行为体致力于气候变化领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与G20机制作用

当前国际发展合作正经历一个重要转型,即从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转向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联合国体系推进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与OECD主导的"有效发展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是推进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构建的两个主要进程。但是,OECD的"合法性缺陷"和联合国的"协调性困难"导致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和实施存在一些困境。作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G20机制也开始进入到国际发展合作的进程中。它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成员构成有利于促进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有效达成政治共识,"包容性伙伴关系"理念和"跨年度行动计划"实践则有利于推进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落实。因而,G20机制对于推动OECD和联合国两个体系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政治补充作用。

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考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基本完成制定工作,关注焦点正转向后续执行和监督,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加以支持。对中国而言,参与2030年议程的全球伙伴关系意味着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在收益方面,中国的实力决定了物质性收益较小且领域有限,但在非物质性收益方面可能有较大潜力。相比之下,中国需要为全球伙伴关系贡献更多物质性公共产品,但非物质性特别是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会遭到抵制。因此,中国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可概括为:物质性成本高于收益,非物质性收益具有较强不确定性。虑及自身发展中国家身份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可以是:在全球性多边论坛作出明确战略承诺,在双边(集体)论坛作出切实的物质承诺,通过倡导2030年议程促进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韩国中小企业全球供应链伙伴关系的水准及绩效的实证研究

全球供应链伙伴关系是影响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全球供应链伙伴关系的研究分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路径。以韩国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检验四个不同变量对供应链伙伴关系水准和绩效的影响,同时检验供应链伙伴关系的水准对绩效的影响。检验结果不仅对韩国中小企业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对中国中小企业的管理实践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与印度：构筑“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2007年8月21-23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近200人的企业代表团的陪同下，对印度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兑现了对印度50亿美元投资项目的承诺，并向印度提供了30多亿美元的低息官方发展援助贷款，受到了印方高规格的接待。访问期间，两国总理发表了题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路线图”（简称“路线图”）的联合声明，

区域或跨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趋势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转型趋势,即原来主要在地区或者跨区层次流行的自贸协定大多被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取代。CPTPP、RCEP等区域或跨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就是这种大转型的产物。理解区域或跨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关键是理解其“全面性”特征。本文从“全面性”角度分析了区域或跨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发展趋势,认为CPTPP、RCEP等协定正在超越传统的区域而指向新的经济全球化形态,这将对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带来深远影响,也预示着自由放任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束和新的全球经济时代的开始。后者将以市场“再嵌入”社会以及环境条件的方式,尝试解决自由放任的经济全球化造成的全球性问题。

日印接近:走向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

2014年9月，印度新总理莫迪访-问日本，双方签署《日印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宣布将两国关系由“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特殊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宣言》指出，“彼此交融的利益、密切的海洋事务联动和不断增大的国际责任将作为亚洲最大、最古老民主国家的日印紧密相连”，“两国对和平、稳定、国际法及开放的全球贸易制度负有重大责任”。

全球海洋治理语境下的“蓝色伙伴关系”倡议:理念特色与外交实践

中国政府首倡的“蓝色伙伴关系”有效回应了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需求,在理念和内涵上与联合国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高度契合,体现了中国深度参与和引领全球海洋治理的信心与决心,也为重塑国际海洋秩序、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新时代的中国话语、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自2017年以来,我国的蓝色伙伴外交在欧盟、东盟、南太平洋岛国、非洲等国家与地区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呈现出政府主导、企业先行、主体多元、形式灵活等特点。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在蓝色经济与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生态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以及南北极事务上的国际合作,应是蓝色伙伴外交行稳致远的关键领域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