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派”讨论与“新时期文学”的分化

引言 李子云曾回忆过自己怎样与冯牧和解的,那是夏衍先生85岁的寿诞庆典（1985年10月）,嘉宾云集,气氛热烈,在人群中李子云仔细地寻找着已经失和两三年的冯牧：

“同路人”问题在中国——以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为中心的考察

"同路人"是苏联二十年代文学中的突出现象,在中国,鲁迅和冯雪峰是重要的理论引介者和批评实践者。尽管中苏两国在所处的革命阶段上存在差异,但"同路人"理论传播和投射到中国,又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革命进程中"向前"和"反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现实。后来被称为"现代派"的施蛰存、戴望舒及杜衡等人冀图以此来确认自己的文艺创作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三十年代"文艺自由论辩"的发生,使得他们与"同路人"这一概念背后的政党性与组织性正面遭遇。最终左翼阵营做出了团结"同路人"的决策,他们对文艺战线上"同路人"的关系处理不像苏联那样以体制的形式展开,而是以不断反思、总结经验的方式来进行。

论198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历史意蕴及现实意义

"现代派"小说在80年代经历了发轫、高潮、衰落的过程,它的产生改变了80年代的整体文学风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出于对当时文学现状的不满,"现代派"小说充当了文坛爆破手的角色,实现了对传统现实主义一统天下局面的反拨,提出现代主义文学的创作方向。不过,由于各种历史场力的作用,"现代派"小说没有及时地反省自我,过多强调了其历史合理性,而忽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实传统及主体建构;站在当前知识立场之上,"现代派"小说在其发展初期应当具备既勇敢反抗束缚,又不断反省自我的流动品格。

危机的发明与走向“现代派”之路——论施蛰存及其友人的早期普罗文学创作

本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代派”追根溯源，主要探讨后来成为“现代派”作家的施蛰存、杜衡及穆时英早期的普罗文学创作。认为他们在1920年代末“普罗文学”的巨潮中，理解政治上革命的必要但不愿让文学完全服从于此，醉心于文学上的“新异”但又不愿背离中国社会而使之变成无根之木。针对上述困境，他们通过自身普罗文学创作中“理智和情感底冲突”这一“危机”的发明，完成了对普罗文学的告别，摆脱了政治上的“革命”要求带来的束缚，“合理”地回到文学本身。以试图超越政治的姿态更“自由”地追求着文学上的“现代”，最终成为了“现代派”。

关于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重审

作为一个特殊称谓,"现代派"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界曾引起强烈而持久的反响。"现代派"文学对于80年代文学以及此后的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和影响是巨大的,但其生成、发展和价值却包含诸多复杂的历史问题。在揭示"现代转型"的逻辑下,如何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对"现代派"的出场,"敞开"的逻辑,"历史"的生成进行价值重估,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具有当代意义。

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生存哲学“突围”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哲学仍然是体现"阶级"、"理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思想体系中所具有的某种"理想主义"特征蔓延于80年代的诸多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其也是一种"伪理想主义"哲学。那么,80年代后期,以某种"非理性"为特征的存在主义生存哲学开始"突围",进入主流文学界,潜意识、本能、虚无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大相径庭的理论给学界以极大冲击,其迅速地引起了学者的重视,并直接影响文学实践。在80年代政治环境暧昧不明的前提下,其如何能够成功"突围"进入以理性、理想为根本的主流文学界,应该说,80年代初的"现代派"文学论争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先锋"作用。

现代派与民族化——从新时期的“现代派”小说看创作家的民族化意识

究竟什么是文艺的民族化,已经有人作了不无启发性的阐释和辨正。不过我想问,文学的民族化问题在理论家的宴席上碰杯,同在创作家的酒缸内发酵,哪一种更有实质意义、更具决定性呢?无论是民族形式还是艺术语言,难道诗人、小说家或剧作者,即那些从无到有地创制出精神产品的人。

重审“现代派”诗人的诗学策略

“现代派”诗人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以中国传统诗学为内核,重视的是作为修辞手法的象征,且倾向于模仿,轻视创造,他们的许多创作实践实际上是在重写古典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传统宇宙观影响下形成的形而上诗学缓和了“现代派”诗人的现实焦虑,整体而言,他们自觉的现代主义倾向的文学实践并不明显。1937年后,在现实语境的压迫下,“现代派”诗人创作虽有新变,但并未完成诗学策略的深刻转变。

施蛰存对“现代派”形成的无意识引渡与帮护

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现代派"诗歌群体,在中国诗坛掀起一阵现代诗风。对"现代派"的形成,施蛰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施蛰存在担任《现代》杂志主编期间一再强调不愿以杂志作为阵地形成一个具有固定倾向的创作群体,但在刊物的编辑出版过程中,施蛰存仍在无意识地推动"现代派"的形成。施蛰存引同人加入刊物的筹备与诗歌的选编事务,逐渐促成一支具有相同创作倾向的现代诗人群;鼓励并帮助文学青年坚持诗歌创作,促使部分创作者成为"现代派"诗群的代表诗人;编译和创作具有现代风格的诗歌,不遗余力的推崇现代诗等,这一系列实践行为都彰显出施蛰存在"现代派"形成中的助阵之功。

20世纪80年代“现代派”文学论争中的“民族与世界”

麦克卢汉对于"地球村"的预言于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在信息与交流渐趋成为常态的当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文学是呈现开放式状态的,文学与文化的融合及互相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那么,自"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对于"民族与世界"的认识经历了哪几个层次,在此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派"文学论争又起到了哪些作用,其论争中所凸显的民族与世界的问题,于当下文学领域全球化时代的现状又有哪些创造性的启发与促进,是值得关注的重点。

“无心插柳柳成荫”——论《现代》杂志与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

探讨《现代》与1930年代"现代派"诗的发展之间的关系。《现代》的编者在社会变动中采取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立场,大量译介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理论上的积极倡导和创作中的努力实践使得本不预备造成一种文学潮流的《现代》,却于"无意"中促成了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潮的崛起。

三十年代“现代派”新诗论纲

作为三十年代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现代派代表着一股追求“纯诗”的文艺思潮。虽然该派从形成到衰落不过五六年时间,却形成了一支促使新诗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毫无疑问,四十年代的“九叶诗人”和新时期的青年诗人,都是从现代派诗作中汲取了大量的艺术营养,为中国新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因为吟咏着“月的凄清”和“梦的幻影”的现代派诗歌既不同于“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

台湾“现代派”的功与过

“现代派”是台湾光复后出现的第一个诗歌流派,同时也是诗社组织。“现代派”功在提倡新诗现代化,由诗人们过去着重“写什么”到当时重点考虑“怎么写”,从而促进了新诗艺术质量的提高。其局限性是不分精华糟粕反传统。台湾“现代派”诗社及其创作的“六大信条”,为新诗现代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并影响了后来台湾各大诗社的发展。

中国文学的“现代派”——论冯骥才《怪世奇谈》组合小说兼及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

一九八四年,冯骥才的《神鞭》发表了,并在结尾处“附记”:“此乃若干中篇与短篇组成,不成‘系列’,可谓‘组合’,冠之总名:怪世奇谈。”读者群中,本有好通俗文学者与好严俗文学者之别,但对《神鞭》,却表现了难得的一致的高度热情,都期待着《怪世奇谈》第二部的出现。《怪世奇谈》第二部《三寸金莲》在八六年又与读者见面了,好通俗文学者与好严肃文学者又表现了更为一致的更加高度的热情,又期待着第三部、第四部的出现……为什么《怪世奇谈》能引起如此广泛的读者群的喜爱?我想。

现代派与民族化——从新时期的“现代派”小说看创作家的民族化意识

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拉锯战在历史新时期演现得如此激烈,以致困扰了新文学几十年的文艺民族化问题在这个文学谋求创造性发展的时代仍然争论不休,熄灭不了惹事招非的硝烟。文学的民族化问题作为一个评论界的话题并非毫无意义,但是,乖背了文学本位的立场,脱离了文学创作的实际,不是确认并拓展文学的审美功能。

“无数歧途中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重读《现代》杂志兼论“现代派”诗的诗学思想

本文指出《现代》杂志的编者们在社会大变动中采取了一种自由主义和“中间人”的立场，在文学追求上则心仪于“纯诗”的艺术精神和诗歌理想。他们有着较强的现代意识，大量地译介西方２０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诗歌，积极地倡扬并实践他们心目中的现代诗。以《现代》杂志为核心的“现代派”诗，表现出较为成熟而鲜明的现代主义诗学思想，如主张现代诗与古典诗歌有着根本的不同，要用现代日常口语表现现代人的现代意识，要含蓄蕴藉，甚至不避朦胧和晦涩等。“现代派”诗“在无数的歧途中间找到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路”。

20世纪30年代诗歌的散文化现象解读——以后期新月派和现代派为例

文章对20世纪三十年诗歌创作的散文化现象进行了解读,认为后期"新月派"与"现代派"的诗歌创作的散文化选择,并不是"五四"时期诗歌散文创作的简单复制,而是诗歌形式的审美矫正。文章对以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的白话散文型诗歌与戴望舒为代表的30年代的"现代派"散文化"纯诗"进行比较,显示了30年代诗歌独有的不同于"五四"白话诗的创作特点。

评述西方现代派音乐

20世纪初叶开始于西方的各现代派音乐潮流至今已发展了有近百年历史,影响遍及世界,成为现代音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出现了许多值得研究的技法、思潮和现象。本文试图对来自西方各主要音乐思潮和流派加以论述。本文基本上不涉及公众音乐生活与音乐教育以及通俗音乐、流行音乐。将范围限制在西方专业音乐创作中的真正属于"现代派"的音乐现象。

“主题性”创作可以借鉴“现代派”

在美术创作中,主题性创作能否借鉴现代派绘画,议论颇多。不少同志认为:西方现代流派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仅在建筑或实用工艺美术中能有借鉴作用,我们觉得这种看法尚欠全面。 难道主题性创作就不能借鉴西方现代派绘画吗?也许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搞主题性创作方面我们被俄罗斯巡回画派所左右,局限于写实的一面,把它作为唯一的表现手法,而且习惯已经成了自然,也就很觉得其他手法刺眼。其实,主题性与写实性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从内容决定形式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