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工业区“生产—生活”空间的关系重构与“士绅化”研究——以上海市杨浦滨江地区为例

上海市杨浦滨江地区在近年的大规模更新改造中成为“士绅化”的前沿。基于此背景,文章结合历史文献、规划文本和个案社区调研,研究自19世纪末以来,这一地区“生产—生活”空间关系重构的不同阶段,揭示该地区“士绅化”的特殊性。研究结果表明,杨浦滨江地区工厂与工人居所关系变化经历五个阶段,这五个阶段构成“士绅化”的本底、前提与过程,直指当下更新改造面临的核心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是这一地区未来更新改造的关键。

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及其在空间意义生产中的价值

在传统观念中,非人类能动性及其在空间意义生产中的价值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承认,随着“后人类主体”思想和地理学“重返唯物主义”思潮的兴起,人们对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将非人与人定义为“行动元”比“行动者”更加科学。研究提出“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空间叠写–意义生产”命题和假设,并结合大学校园微观地理空间,通过3组时间镜头进行了观察分析,认为非人具有重要的能动性,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实践在空间叠写过程中,通过双方情感的相互性和流动性,使人们产生了地理想象和地方意象,建构了空间关系和地方认同,塑造了恋地情结和社会责任感。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价值认知转换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其实践知识也比传统文化隐喻知识更具有科学性,通过他者导向的地方性形成机制对既往研究具有延伸意义。未来应重视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在教育中的作用和力量。研究对坚守自然–人类能动协同主义、教育能动性实践主体的边界拓展以及非人与人关系能动性在国家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地和谐实践具有借鉴意义与启发作用。

生态·生产·生活:新质生产力的空间意蕴阐释

空间是生产力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意蕴。一定的空间场所、人的空间利益需要以及空间交往合作,人才、产业与技术的空间聚集,生产力结构要素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创新发展以及在空间的协同融合,这些因素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成起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以生态空间的优化为基础的,这就要求在科学利用资本基础上坚持生态正义,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转型,在坚持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中破解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矛盾,积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而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和谐统一。生产空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新质生产力是以生产空间变革为关注焦点的。生产空间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在遵循社会生产空间发展的规律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的基础上,新质生产力创造出了一个符合人民利益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生产空间,从而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超越。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就是人们进行生活的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始终观照人的现实生活,其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根本价值指向。新质生产力在破解人的生活难题、拓展人的物质生活空间和精神生活空间以及提升人的生活品质中不断彰显自身的价值意蕴。

日常生活实践视角下的文化消费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以厦门沙坡尾为例

在消费社会和存量规划时代的双重背景下,我国出现文化消费空间的旧城改造模式。以“空间生产”和“日常生活实践”理论为基础,选取厦门沙坡尾地区作为案例,利用“战略—战术”的理论框架,分析在政府、资本主导下的文化消费空间生产及其背后的规训机制;并探究原住居民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塑造表征性空间,形成对空间表象的反规训机制。研究发现,权力和资本利用空间管控、行为监视、条文纪律的支配手段主导空间的生产,属于“战略”层面;原住居民通过日常生活的嵌入、抵制、反蚀和再生等方式达到反规训的目的,参与到空间生产活动中,属于“战术”层面。但当文化消费空间被大量生产出来时,资本逻辑战胜空间,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制造景观”还是“创造生活”:一个乡村空间生产的案例分析

空间生产方式与乡村社会基础的契合性决定空间更新的实际成效。前者更关注生产空间的交换价值,主张将乡村空间资源尽可能景观化,使之成为旅游市场中的消费品,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后者更强调生产空间的使用价值,注重贴合在地村民生产生活需求和村庄的长远发展利益。进一步进行“过程性”“关系性”和“情境性”分析,发现由政府和企业主导的前者,其经济效益和可持续性很难达到预期成效;由政府、社会组织、在地生活者以及其他主体共同参与的后者更契合乡村社会基础,并形成了一个多元的新社会空间。如将“制造景观”理解为“外源式”空间生产,而“创造生活”则属于“内生型”空间生产,其能自内激活乡村的生命力,在实现乡村空间使用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乡村旅游的消费需求,进而形成新的生活、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共同体。

引江济淮沿线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演化与模拟

促进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国土空间保护开发格局的协同是现阶段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研究方向。以引江济淮安徽段沿线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年土地利用遥感数据分析该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三生”空间)演化过程和特征,综合研判上、中、下游“三生”空间的功能定位,并运用土地利用模拟技术对沿线地区土地利用进行降尺度分段模拟。结果表明:过去30年的快速城镇化时期,引江济淮安徽段沿线地区“三生”空间演化剧烈,演化趋势不合理;模拟至2030年,该地区“三生”空间整体数量结构稳定,比例结构未发生明显变化,下游生产空间比例、中游生活空间比例和上游生态空间比例增长明显。

关系性生产:师范生实践性知识发展的第三空间路径

在构建新师范教育体系背景下,亟须以实践取向引领师范生培养模式整体变革。为扭转既有研究“虚无化”“经验化”“理论化”的缺陷,秉持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理论,用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的第三空间路径解读师范生实践性知识生产过程,表现为交互主体性在一体化时空场域通过对话交往的关系行动,是师范生个体与他者交互调适以寻求“个体我”与“社会我”协调统一的社会化程序。怎样系统推动关系性生产的第三空间路径优化,需要从明确实践理性导向融合师范性与学术性争议、强调实践素养贯穿师范生培养质量标准、突显时空一体建构校地协同机制、重视课堂中心的课程教学联动变革以及营造关系循环互动的知识生产文化等方面推动师范教育培养范式转型。

湘中地区乡村住宅现状及户型多样化设计策略——基于生活生产空间尺寸与连接关系分析

从调研入手,对湘中地区乡村住宅空间的尺寸和连接关系进行分析,明确在乡村全面发展背景下,乡村住宅存在生活、生产空间不协调的问题。基于问题,以乡村住宅生活、生产空间合理的尺寸范围为基础,提出分区明确的原型,通过多种方式对原型的生活、生产空间进行变化,形成多种户型空间,以适应不同的家庭结构、生产类型和生产规模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客厅、餐厅和卧室尺寸的建议及生产空间面积参考数值,为乡村住宅设计提供参考。

“生产力—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及其启示

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再由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进而由生产关系的变化引起社会关系的变化,最后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形成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简记为“生产力—生活方式”的传导机制。这个传导机制意味着生产力决定论,但它不排斥反作用。此外,不是生产力提高了就一定会形成更高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提升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生产方式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传导中介。社会主义生产过程需要生产和再生产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建立、维持和扩大社会主义社会关系,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创造条件。只要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那么我们就不仅要关注生产力的发展,更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至少要更加平衡地对待“生产力—生活方式”传导机制的各个环节。

被遮蔽的媒介:影碟机与日常生活的勾连——文本消费、关系生产与意义建构(1990-2010)

本文以影碟机这一媒介作为研究对象,回到影碟机在场的1990-2010年代,从媒介的日常实践切入,发掘电子媒介时代媒介与人之间的深层关联。在新媒介问世后的30余年里,影碟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度勾连,映射着广阔的社会图景,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形成了独特的媒介文化景观。作为媒介技术物,影碟机的消费场域主要是社会公共空间和共享的家庭空间;在具体实践中,影碟机不仅是传递信息的通道,也是创设情境的中介,展现了其关系生产的功能。在众多的媒介形式中,音像文本能直击人心,深刻影响受众的认知与审美;通过影视、音乐、游戏等文本的流通和消费,影碟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子媒介时代社会价值的重塑。

日常生活实践视角下的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生产研究

非正规经济与空间生产是21世纪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在相关研究中,摊贩日常生活力量对空间的生产与重塑未被充分重视,在高校边界研究中也相对鲜见。高校周边摊贩空间因具有依托高校消费、拓宽高校后勤、服务高校师生、彰显高校文化等特点而成为空间研究的理想场所。基于日常生活实践视角,选取广州大学城“广工五饭-南亭村”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入访谈、参与观察和文献分析等调研方法,从物理空间、权力空间、社会空间3个层面阐述其空间形成过程,并通过还原摊贩丰富的日常生活片段,深入解析摊贩日常反规训的特征、过程与机制,以及相关利益主体在空间生产中的社会力量,最终总结摊贩日常生活实践对高校边界空间重塑的机制。研究发现:(1)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时空流动展现出特殊的规律性,其空间生产中也潜藏着主体权力的微观时空变化;(2)摊主通过撤离、藏匿、非正式合作等反规训策略来争夺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摊主间的社会关系与学生群体的支持也推动了反抗力量的长久延续;(3)多元主体的对抗和支持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并实现对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秩序的不断重塑,也将地摊文化属性嵌入到原本单一的学生社会空间中。多元主体空间生产的过程展现了高校周边摊贩空间的日常丰富性与特殊性,也对大学城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

群众生活场域的介入与空间再造——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生产展览会

生产展览会是陕甘宁边区展览会事业的主流形式,初办于1938年,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于1943年和1944年得到迅速发展,并渐趋成熟。生产展览会本质上发轫于生产动员和共产党欲达成民众认同的合力之下,多是由政府及各机关单位所举办,面向边区广大群众,深入基层生活场域。作为边区的一种新鲜事物,通过对群众日常生活的介入以及对自身空间领域的改造,起到了政治认同、生产动员、对外宣传以及活跃群众文化生活的作用。可以窥见政治权力通过生产展览会向边区各阶层人员生活场域的延伸,从而促进生产传播模式的重组和宣传动员工作的深入开展。

儿童织网:盘活乡土社会关系以重构公共生活

养育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而激活村庄需要一群孩子。当乡村公共生活出现裂痕时,儿童作为乡村的新生力量何以重构乡土公共生活?儿童在乡土社会关系网中产生的联结效应又将如何重构公共生活?本文将结合理论和实践一同探索。从儿童生活看乡土社会闭环圈乡村儿童的生活空间局限于室内。村落的集体性户外游戏逐渐消失,家里及附近广场成为其主要游戏场所。乡村户外健身器械较少考虑儿童的使用需求和兴趣,针对儿童的乡村公共阅读空间和阅读书籍不足。

大卫·哈维资本空间生产思想评析

资本空间生产思想不仅是大卫·哈维全部思想的理论核心,也是二十世纪空间转向思潮中的重要理论基点,哈维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剖析了空间生产与资本积累的内在耦合并将两者串联起来,分析并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基本特质、社会表征、内在矛盾,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扩展与延伸。哈维资本空间生产思想的出场来源于其用资本逻辑与权利逻辑的联结表述空间生产,对资本积累、抽象空间、不平衡地理发展的揭示和分析更成为了其资本空间生产思想的理论特质。哈维资本空间生产思想是一个逻辑递升的理论体系,它囊括了哈维对资本空间生产所涉及的全部领域的由外到内、由表及里的阐释、揭露、批判的发展过程。

土地生产率与农业碳排放:非线性关系及空间溢出

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在测算各地区农业碳排放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土地生产率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2011—2020年农业碳排放总体呈现先上升后波动下降的趋势,东、中、西部地区均取得良好的农业碳减排成果,但西部地区的平均农业碳减排量落后于其他地区;土地生产率与农业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呈现集聚程度逐渐加强的特征;土地生产率与农业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的影响关系和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到达一定阈值后,土地生产率会减少本地与邻近地区的农业碳排放。据此,建议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农业碳减排政策,在坚持绿色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区域间的协同合作,实现“以点带面”的农业碳减排传播机制。

新质生产力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发展辩证分析

新质生产力是相对于传统生产力存在的,它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更强调内在的发展质量。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对国土空间的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其中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重要环节之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在国家层面上对国土空间的利用进行规划、管理和监督的一种制度,其主要目标是保护国土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两者之间在统筹布局功能空间、耕地保护、规划管理与用途管制、自然资源新型科学技术与管理方式应用等方面具有广泛的联系。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国土空间的需求和使用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这就需要更加科学和严格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来确保国土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长远发展。

移动社交媒介的空间关系生产研究——以移动交友软件Soul为例

在社会化媒体语境和碎片化传播的趋势下,移动社交类媒体逐渐兴起,碎片化空间中的社会学意义和经济学意义被发现和激活。该研究从空间生产理论和空间规训理论切入,对移动交友软件Soul的软件功能、界面设计、运行规则和互动过程进行参与式观察与解读。研究发现:基于移动社交媒介的交友过程通过激活、延展、转化/结束社交关系这三个步骤实现;社交关系的经营和管理依赖于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s, LBS)技术对于空间可见性的生产;空间关系的生产过程也是资本链条嵌入的过程,这种空间的资本占有逐渐形成了普遍的商业逻辑。

城市生产生活空间结构对城市空间利用水平的影响研究

城市生产与生活空间是城市核心功能空间,基于实证研究讨论了城市生产、生活空间结构影响城市空间利用水平的规律性问题。结果表明:城市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规模结构并不会显著影响城市空间利用质量,而除生产生活空间之外的城市保障功能空间规模结构会影响城市空间利用质量;城市生产、生活空间结构对城市空间利用的影响主要是布局结构,城市生产生活空间布局分离会降低城市空间利用水平。基于研究结论,未来城市空间利用优化应该重点提高城市保障功能空间规模,实现城市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就近布局。

大都市边缘区农村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东兰坨村为例

为探索城乡融合背景下都市边缘区农村高质量发展思路,丰富城乡融合发展理论,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以天津市西青区王稳庄镇东兰坨村为研究对象,以2000—2020年为研究期,利用GIS技术解译遥感影像获取国土空间变化状况,并随机选取研究区171户农民进行调查访问,探究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然后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建立国土空间变化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与2000年相比较,2020年研究区耕地比重下降10.29个百分点,而工业用地和林地比重分别增加7.41和7.37个百分点。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在生产方式、居住方式、社交方式、消费方式、休闲娱乐方式及观念意识等方面均有较大变化;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可知,国土空间变化对农民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居住方式、观念意识均为正向显著影响,数值分别为0.779,0.628,0.556,0.333。此外,研究过程中发现存在工业用地大量废弃、农民住房意愿难以满足等问题亟需解决,故笔者就促进集体建设用地再利用、增强土地对生产生活的服务功能以及编制乡村规划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融合与分离:农民生产与生活空间关系的变迁及其逻辑

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是农民社会实践的场域。在传统农业时代,我国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高度融合,这种融合具有自发性、自足性和封闭性特征,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自然性融合;集体化时期,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被限制在农村和社队,呈现强制性的组织化融合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日益分化、分离和多样化。从根本上说,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人们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发展变化,同时,一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策也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选择和结构状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改革的全面深化,我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也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新时代乡村振兴和乡村建设过程中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和生活空间多样化的趋势,立足农民生产发展和生活宜居的需要,充分尊重和保障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的自主权和选择权,促进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的多样化重组和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