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之完善——以《刑法》与《食品安全法》之衔接为视角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食品卫生法》已随之失效,但《刑法》有关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的规定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变更,这造成了其与《食品安全法》之间缺少应有的衔接与协调,难以满足社会现实及司法实践保护食品安全的迫切需要。因此,应从《刑法》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的角度,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应修改,以完善食品安全的刑法保护体系。

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分析

2002年9月13日,重庆市涪陵区公开审理了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案,犯罪行为人尚某、汪某、刘某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我们结合刑法理论、《刑法》和《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分析和探讨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食品罪的确定。

重新诠释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间存在竞合关系;"足以"并非表明该罪属于具体危险犯,而是为了限制处罚范围对所生产、销售的食品性质提出的要求,因而仅生产而未销售的,也成立生产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既遂;主观上认识到他人将利用提供的服务实施犯罪,客观上也促进了他人犯罪实施的,根据中立行为帮助的理论,只要提供贷款、运输、邮寄、仓储、出租房屋等服务中立行为没有制造不被法所容许的危险,就不成立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共犯。

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二)——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玩忽职守罪的应用

在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中，由于受专业知识的限制，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人员无法精准地把握行政相对人哪些违反动物卫生法律规范的行为构成犯罪。同时，个别执法人员“隔山开证”、只收费不检疫以及不履行监管职责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行政执法人员因渎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为此，本刊在“培训园地”栏目开设了教材讲义连载，委托青岛东方动物卫生法学研究咨询中心结合近年来与动物卫生行政执法相关的刑事案例，编写了《动物卫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讲义》，以期指导执法工作。本刊将逐期刊登，供执法人员参考。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司法实务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八)》将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本罪属于具体危险犯,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界限主要在于有没有在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本罪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特别规定,发生法条竞合时,应从一重处。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界限,主要在于主观上是否对危害后果持积极追求态度。无证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不能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司法适用新论——以两高最新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3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关于食品安全的司法解释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进行了详细的规定,明确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以仅设置下限不设置上限的罚金刑方式回应本罪谋利性本质,并且将本罪客观行为从"生产、销售"扩大至"加工、销售、运输、贮存"等环节,可谓以"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方式全面规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犯罪行为。然而,其仍未解决食品监管渎职罪规定笼统、入罪门槛模糊以及本罪共犯范围过宽的问题,并未做到宽严相济、宽严有度,实现对本罪的合理规制。

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主观罪过之认定

司法实务中,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主观要件的认识存在分歧,其原因是超出法律规范将过失纳入主观构罪范畴;用部分案件事实推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把主观罪过形态认定为直接故意及过于依赖省级以上鉴定结论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根据本罪主观罪过的性质,合理认定其主观要件应依法把握主观罪过,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要件的主客观统一原则,充分考量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严格鉴别共犯问题。

不让竹笋变“毒笋”——重庆市检察机关打击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犯罪纪实

作为我国的传统食品，竹笋被誉为“素食第一品”，深受百姓喜爱。然而，当前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让竹笋保持新鲜“卖相”，竞用化工原料熏制或浸泡加工，使原本美味、原生态的竹笋，成为了餐桌上的“毒笋”。2013g4月至今年4月，武隆县检察院就起诉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的案件8件14人，查获“毒竹笋”50余吨。

论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司法偏差与纠正——以203起刑事案件为研究样本

司法实践中通常将非法添加西地那非的产品认定为有毒、有害食品,并以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追究行为人责任。通过样本分析立法变动后至今发生的203起涉西地那非刑事案件可以发现,该罪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当扩张的现象,这不仅使行政治理的范围被压缩,还挤占了药品类罪名的适用空间。对此,应当完善食品行政立法和刑事立法的衔接机制,优化定罪机制,对社会危害并不严重的案件作无罪化处理,并严格把握食品和药品的界限,准确适用食品与药品罪名,避免罪名适用不当。

基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探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

食品安全犯罪的证成在一定程度上高度依赖科学证据。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成立除了应确认实施了生产、销售行为外,亦须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的实质进行界定。鉴于当前司法审判对涉案物质毒害性质较为缺乏科学性实质依据,易对刑事司法严谨性产生挑战,进而影响行政执法的独立性以及刑事司法衔接效果的稳定性。且科学证据的天然不确定性与刑事司法寻求确定性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相关监管部门对于特定物质的规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从科学和法律双视角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判定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判定宜具备健康危害结果的应然推论、宜在个案中加强基于科学的健康风险评估的建议,为更有效地规制相关犯罪提供参考。

生产销售食品犯罪几个疑难问题的认定——不卫生食品与有毒、有害食品罪名认定

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是指不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卫生及安全标准的食品,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这些食品的原料是食品原料,而不能是掺入的非食品原料;二是该食品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有毒、有害食品是指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区分两种生产销售食品犯罪的根本在于两个:一是毒源不同,二是掺入方式不同。

“足以”型危险犯的认定和适用——以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为例

“足以”型危险犯是具体危险犯,把其认定为抽象危险犯的做法或者把“足以”仅用于描述行为性质的观点,与刑法基本原理相冲突;而引入“第三类危险犯”概念,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当一个犯罪同时为危险犯和行政犯时,适用危险犯三分法的结构可能使行政不法和刑事犯罪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在适用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时,针对“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解释,应采取三阶段判断法来认定具体危险的存在。

抽象危险犯形态法定犯的出罪机制——以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为切入

抽象危险犯与法定犯对法益保护的双重前置,使得以抽象危险犯犯罪形态规定的法定犯的入罪更为便捷,而出罪通道不畅,从而在有效打击犯罪的同时却容易侵犯行为人的权利。法定犯认定参考行政法制定标准的相对性为抽象危险犯形态法定犯的出罪预留了解释空间。应在法教义学的框架内合理构建抽象危险犯类型法定犯的出罪机制以实现个案正义。在实体法方面,应提倡法益的合目的性考虑,在具体案件的司法认定中适用"但书"进行实质解释;于程序法方面,在加强有效辩护、灵活适用酌定不起诉等制度的同时,尤应强调鉴定意见的规范适用。以刑事政策类理由直接出罪和由被告人承担犯罪不成立的证明责任不是妥适的出罪路径。

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几个概念的辨析

《刑法》中对"生产、销售"的规定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既不会漏掉其他环节中可能导致严重危害的行为,也不会将危害实现可能性较小的行为纳入其中。"有毒、有害"在立法上并列设置是非常科学的,主要是为了突出有毒且有害,"有毒、有害"的认定只能(或最终)以鉴定结论作为标准。"食品"所指有两个方面,一是《食品安全法》中所界定的食品,二是它只是一个符号,是《食品安全法》界定的食品之外的物质。"非食品原料"字面上的不同理解并不影响违法或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行为构成该罪。"掺"这个动作具有人为性,并且在该罪中也作抽象意义上的使用。

对一起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猪肉案件的查处

1案情介绍2013年4月22日,襄阳市动物卫生监督所接到市民举报,称市区某市场有人涉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猪肉。监督所随即安排执法人员赶赴现场,当场查获涉嫌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猪肉3538千克,依据《行政强制法》相关条款,对查获的猪肉进行了异地封存。因涉案猪肉数量巨大,监督所于4月24日将该案移交襄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5月6日,公安机关按照调查取证程序,采集肉样送到襄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肉品质量鉴定，检测报告显示沙门氏菌超标，认定为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抽象危险犯。针对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有毒或有害食品的司法认定、主观上明知和客观上因果关系的证明等问题,应当进行刑法与刑事程序法、刑事证据法的一体化思考和安排。

行政刑法视野下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性、构成要件及诉讼程序之辨正

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行政犯,《刑法修正案(八)》并没有改变这一定性,所以要坚持行政刑法之行政从属性。刑法第144条各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司法认定应该在行政刑法的语境内来进行:"生产、销售"要跟牟利性的经营活动联系考察才符合所侵害法益的性质,牟利目的应该是此罪的必备要件。"有毒、有害"与"不符合安全标准"是包含关系,"不符合安全标准"是"有毒、有害"的应有之义,其认定必须以鉴定结论为依据。如此,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至于违反法治国家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