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金融生态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科技金融生态发展对绿色技术创新、区域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从政府、企业、中介和市场四个层面构建科技金融生态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对2012—2021年中国29个省份的科技金融生态指标进行赋权测算,并构建非参数可加模型对中、东、西部地区科技金融生态水平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科技金融生态、绿色技术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科技金融生态模式的构建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区域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影响结果存在地区异质性。

跨界流域生态补偿与受偿县域经济增长——基于新安江第三轮生态补偿的准自然实验

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协同推进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创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新安江第三轮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安江第三轮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显著的促进了受偿县域经济增长,受偿县域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分别提升了约4.4%和4.3%,历时9年3轮的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具有明显的动态累积效应,统筹分析发现新安江的3轮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通过事件研究法、随机生成实验组、合成控制法等一系列检验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进一步,本文通过机制分析验证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财政压力的不同会对县域经济增长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杭黄高铁的开通也深化了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县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生态旅游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60个重点旅游城市数据

以2010—2019年我国60个重点旅游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先构建城市生态旅游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再采用熵权法测度各个城市的生态旅游发展水平,最后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生态旅游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根据空间自相关性检验结果,我国60个重点旅游城市的生态旅游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不是随机分布的;同时发现生态旅游发展水平的提升,不仅会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还会对周边城市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

乡村振兴视域下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度评估

立足于乡村振兴背景,运用综合发展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阿克苏地区2009-2019年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生态环境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且在2017年以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稳步超过农业经济增长水平。该地区生态环境系统与农业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可划分为3个阶段:2009-2012年表现为中度协调;2013-2014年耦合协调度从中度协调转变为基本协调,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015-2019年耦合协调度迅速提升,从基本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并呈现出稳定状态。整体上,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系统与农业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保持持续增长状态。

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基于黄河流域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6~2022年黄河流域九省区9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异质性表现。结果表明:(1)2006~2022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从轻度失调发展到一般协调;(2)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倒U型”影响;(3)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上述“倒U型”影响得以发挥的两条内在机制;(4)黄河流域经济增长压力对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的“倒U型”影响仅显著存在于资源型城市和中上游城市。研究结论可为黄河流域持续有效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提供经济增长目标设定维度的政策启示。

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长江流域为例

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耦合协调运行是实现长江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2000-2022年长江流域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子系统评价体系,并借助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长江流域及其分区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耦合协调的时空变化。研究结论表明:(1)2000-2022年长江流域及三大分区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子系统发展水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发展指数增幅明显高于生态效益发展指数。(2)近23年间,长江流域及三大分区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耦合协调度均呈现明显提升趋势,耦合协调从失调发展到协调发展阶段,并且长江中上游省市协调阶段要滞后于长江下游省市。在空间演变过程中,长江流域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从东向西递减的趋势,到2022年长江流域11个省市各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均达到良好协调阶段。应进一步加强长江流域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协同发展,并发挥好长江下游省市对中上游省市的辐射效应。

长江经济带物流业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耦合作用研究

物流业是影响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产业。选取2013—2022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耦合协调法和熵权法测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及物流业发展水平。建立物流业发展及其具体因素对协调发展影响的面板回归模型,并进行时间趋势分析。研究发现: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呈U型曲线关系;物流业发展的内部因素对协调发展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信息化水平是影响物流发展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拐点的重要因素。

数字化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提供了新动能和新契机。该研究运用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构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及门限回归模型,多维度实证考察数字化对二者协调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考察期内,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间上呈平稳上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高、中西低的格局。②数字化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就内在机制而言,产业转型升级、创新水平提升和能源效率增强在数字化赋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传导作用。③分区域检验表明,数字化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相较于西部,数字化对东、中部地区的赋能效应更为显著,且该作用在东北地区并不显著。④从空间维度来看,数字化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即数字化有助于提高邻近地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⑤门限检验表明,在人力资本水平和数字基础设施约束下,数字化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表现为非线性影响,在通过固定的门槛值后该影响会发生改变,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基于此,该研究从夯实数字基建,加快数字技术在生态领域的应用;深化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研发水平提升,助力能源效率增强;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森林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的经济影响效应——基于福建、江西、浙江和广东四省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福建省是国内最早开展森林横向生态补偿的省份之一,但其政策效果尚待验证。论文选取福建省南平、三明和龙岩三市作为实验组,以与福建省相邻的广东、江西和浙江三省的42个地级市作为对照组,基于2004—2020年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森林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福建省森林横向生态补偿政策显著推动了受偿地区的经济发展,且呈现持续性促进作用。(2)该政策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水平促进经济发展。(3)劳动力投入和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对受偿地区的经济发展尚未发挥出正向作用,而教育支出和科技支出对受偿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据此,论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物流业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影响研究

物流业作为第三利润源,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物流业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学术界尚未有确切结论。本文利用2005—2020年全国30个省市的数据,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并根据物流发展的具体因素和区域差异进行分步回归和异质性分析,检验物流业发展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实证得出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呈“U”型曲线关系,物流业发展的内部因素和区域差异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作用存在差异,其中,物流业发展规模和结构是导致物流业发展对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呈非线性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我国各省市物流业发展正处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机遇期,因此,要抓住机遇,大力发展高端物流产业、加大物流技术研发和投入力度。

城市群生态重要性评估及其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研究

生态系统保护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以成都城市群为例,从“压力-状态”的角度评估成都城市群生态重要性,并基于Tapio脱钩分析探讨生态重要性与经济增长的发展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2000年-2020年)成都城市群生态重要性水平偏低;各城市生态重要性水平差异明显,耕地占用和能源消耗是差异的主要因素;整体上看,生态状态水平与经济增长脱钩状态较好,但脱钩程度较低,主要原因是生态重要性增长水平低。在城市规划和发展中应该加强生态环境管理,减少耕地占用和化石能源消耗,减轻生态压力,提高生态重要性水平。

中国省域耕地生态破坏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

[目的]研究中国省域耕地生态破坏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为深入了解耕地生态与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奠定基础。[方法]运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耕地生态破坏程度入手,采用熵权法、TOPSIS法对各省域耕地生态破坏程度进行评价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引入Tapio脱钩模型,深入研究中国省域耕地生态破坏与农业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结果]在初期,中国各省域农业经济增长多以牺牲耕地生态健康为代价。不同地区之间的耕地生态破坏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变化存在一定的差异。上海、浙江、西藏、重庆、福建等地区耕地生态破坏与农业经济增长发展协调性较高,其中上海一直以来均处于强脱钩理想状态,西藏、重庆、福建、浙江一直处于脱钩状态未出现负脱钩效应。就整体而言,绝大部分省域耕地破坏与农业经济增长的协调性逐渐增强,但部分地区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需要尽快整顿。青海、湖南、新疆5次出现负脱钩状态,云南、河南、甘肃3次出现负脱钩状态。[结论]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耕地生态与农业经济的协调发展,牢牢守住耕地生态红线,扎实有效推进耕地保护工作。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效应评估

中国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依托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首要任务,但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制度,故其生态保护目标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值得关注。为回答该问题,该研究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多期渐进双重差分(DID)评估该生态政策对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不仅能够提升环境质量,同时还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兼得的双赢局面,这一结论在反事实检验、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多重情景下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能够通过国土空间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生产率提升效应及要素集聚效应促进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协同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效应在不同的功能区类型、不同的地理空间及不同的分位数水平上存在异质性。水土保持型与生物多样性维护型、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地区的生态功能区均实现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共同提升,水源涵养型、东北地区及华北地区仅提升了环境质量,防风固沙型及西北地区则仅促进了经济增长。随着分位点的上升,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环境质量的正向作用逐渐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逐渐降低。该研究有利于生态政策可持续性实施的经验积累和制度完善,可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稳定经济增长的均衡协同提供借鉴。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效益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基于2008—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经济增长、生态效益三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及综合发展水平。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综合发展水平及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并先后经历由经济增长主导和科技创新主导发展的阶段,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发展是三大系统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最大拉动力。经济带各省份综合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下游地区省份发展水平始终领先于上、中游地区省份。必须坚持生态优先发展原则,保持科技、经济与生态三大系统及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低碳绿色发展理念下的生态旅游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选取11个地区的生态旅游及经济发展进行研究,并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二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旅游产业结构水平和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性,说明传统的旅游产业结构模式需要进行改进升级.对此,该文提出了对应于生态旅游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模式,应当结合当地特色旅游资源,以政府为主导,深化生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从而实现生态旅游产业的长期健康发展.

数字物流、生态环境治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3—2019年的数据,测算了数字物流、生态环境治理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并对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运用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三者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呈逐年上升态势,但地区间差异较大;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表现为一定的空间集聚性;在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因素中,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灰色关联度较大,表明其对总体耦合协调度起到重要作用,其他驱动因素依次为物流产业增加值、区域GDP、R&D经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及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引入环境要素的经济增长特征分析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环境要素是生物生存的基础,能够反映以人为主导的经济系统和以自然环境为主导的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环境要素的特征包括公共物品属性、经济功能性、稀缺性、制度约束性、效率扭曲性、问题表现的滞后性。环境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路径为一是通过市场机制,二是通过外部污染-内部收益-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污染红利与环境红利共同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目前环境规制和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仍不稳定,落实生态保护环境效益外部化、生态保护成本内部化的转换机制可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提供保障。

数字经济生态位适宜度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基于我国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生态学理论,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位适宜度测度体系,并分析了数字经济生态位适宜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经济影响。研究表明:观测期内我国数字经济生态位适宜度水平处于中高位置,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过程,其结构稳定性较为薄弱;从四大区域的数字经济生态位适宜度来看,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梯次递减的态势,但四大区域中部分省份表现出非均衡情况,这与具体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联系;数字经济生态位适宜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正向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但该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文章最后提出要以经济质量提升为导向,以数字技术发展为抓手,强化数字经济适宜度以缩小区域差距。

西北地区产业生态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优化路径研究

以西北地区32个市区州为研究对象,借助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2006—2019年面板数据模型,采用熵值法计算,加入产业生态化水平体系指标和控制变量,对西北地区产业生态化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测算。研究发现西北地区产业生态化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经济增长与产业生态化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改善产业生态化水平会使得经济得到增长,存在明显的良性作用。并以此结果总结出适合西北地区的产业生态化优化路径以及政策建议。

基于水资源生态足迹的甘肃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研究

为揭示甘肃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基于水资源生态足迹和脱钩模型定量分析了甘肃省2000年~2021年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及其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效应,并采用灰色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了脱钩效应预测。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甘肃省水资源生态足迹整体呈下降的变化趋势,水资源利用效率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整体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但水资源生态赤字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水资源生态压力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研究期内甘肃省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整体的脱钩态势良好,其中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的脱钩协调发展变化特征与整体的基本一致,且两者的协调程度不断加强;未来甘肃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发展的态势明显,应继续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不断加强水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程度,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以期为提高甘肃省水资源保障能力提供理论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