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背景下渗透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高中生物学教学实践探索——以“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为例

在新高考背景下,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成为学校实施选课走班、引导学生成长成才的重要途径。以“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为例,尝试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有机渗透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给予学生更多对学业和未来职业发展的前瞻性思考机会,提升学生对人生进行规划的能力和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旨在更好地帮助学生了解自我和明确个人未来发展的方向,让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催化剂”。

中学生物学科项目式实践活动及其效果分析——以“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教学为例

项目式实践活动是基于项目式学习和学科实践,以驱动性问题为导向,通过完成任务来加强知识的理解和构建,彰显实践育人价值和提升核心素养的综合性教学策略。本文以“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教学为例,阐述项目式实践活动策略是课前开展项目调查实践活动,课中创设真实情境,引导学生展示项目实践成果及表现性评价,课后开展项目拓展实践与持续性评价,以期为一线教学提供参考。

“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情境化教学

以人教版《选择性必修2·生物与环境》第四章第二节“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一课的知识主线为线索,利用禾花雀和广东省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案例等素材创设贯穿性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形成感性认识的基础上深刻理解生物多样性等核心概念、分析并解决真实情境下的生物学问题,发展学生的生命观念、科学思维和社会责任素养。

基于五育融合的“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教学设计

在“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教学中,基于五育融合理念,以本地受胁物种红树林物种为例,引导学生实地考察和资料搜集,通过真实情境创设、问题驱动、阅读分析、交流表达等多种教学方式,培养学生核心价值观和学科核心素养。

谈“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教学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工作，对于维护生态平衡和生态安全、改善人居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学校，作为对学生开展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在培养学生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在此前的中学基础教育中，生物多样性教育显得很薄弱，连生物多样性这一名词都未曾在教材中出现过。值得欣喜的是，在人教版先行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生物》（必修）第九章第二节增加了“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的内容，这是新大纲在知识性教学内容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科学素质。青少年正是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基于生态文明情景创设的高中生物课堂教学设计——以“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为例

在生物课堂教学中将生态文明与情景创设有机结合,能够增强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与直观性,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生物课堂教学是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主要途径,高中生物教材中包含大量与生态文明相关内容,适宜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生物多样性及其保护”一节与生态文明教育契合度较高,在课堂教学中创设适宜的情景可提高课堂趣味性与课堂效率,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

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生物多样性保护单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难以满足大量资金需求,需要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引领社会资本进入。荷兰、法国等国家注重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体系,着力加强政策指引、制定行动计划、构建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管理及信息披露框架,同时在探索创新绿色信贷、债务融资、信托基金、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与融资模式方面取得明显效果。我国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金融支持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总体上我国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章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完善金融政策体系、明确界定标准、建立项目清单、健全相关配套保障机制、聚焦关键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等建议。

基于生境网络构建优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途径研究

城市绿色空间是承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以其为基础构建生境网络有助于整合破碎绿地斑块,促进物种交流与迁徙,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现有生境网络构建过程中存在依赖单一模型、忽略区域实际物种情况、网络构建的工作路径尚未统一、输出成果难以与上位规划衔接并在规划层面进行实践应用等问题。在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内容与目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生境质量分析、地理探测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等模型方法,识别区域生境源地和廊道,并在考虑区域指示物种的基础上补充重要生境节点,构建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境网络,系统优化了“源地识别-廊道模拟-节点提取-网络构建”的网络构建方法;以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下的绿地系统专项规划为目标,将生境网络构建结果通过红线比对、绿地分类匹配等途径,从空间管控角度提出保护措施,实现与绿地系统规划的有效衔接,构建统一规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路径,以通城县为例验证工作路径的可行性,优化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境网络构建方法,为县域绿地系统规划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社会城镇化加速与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农业景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景观不仅包括农作物生长的环境,还包括诸多野生生物的栖息地环境。农业景观变化导致野生生物栖息地丧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当前,如何在保证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保护恢复生物多样性,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途径》一书从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国土空间治理等视角探讨了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并介绍了国内外农业景观不同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与建设案例,为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伦理之争——环境伦理学主要流派综述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日益加剧,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正当性,进而提出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保护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秉持何种环境伦理观。本文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流派进行综述,分析古典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伦理观、生物中心主义伦理观、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等西方环境伦理学流派的主要观点及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启示意义。同时还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环境伦理观,说明儒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属于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而道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更接近于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表面上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矛盾的产物,实质上是长期以来环境伦理观在调节人与自然关系时发生偏差的结果。唯有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势头,才能从机制上实现“天地人和”的永续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高速公路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示范与经验——以建兴高速生物多样性(鸟类)观测站为例

高速公路作为关系民生福祉的基础设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区域发展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分割生境、产生噪声等因素,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对沿线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不利影响,有必要建立生物多样性观测站进行观测评估,科学指导生态保护和管理。建兴高速生物多样性(鸟类)观测站是整合多方力量建成的多样性观测站。探讨了观测站各设计阶段,观测站点的选择原则和空间定位方法,并对观测区域进行了生态系统类型聚类分析。截至2024年5月底,观测站已记录兴化里下河湿地鸟类51种、63万余只(次)。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人为干扰低的站点鸟类多样性程度最高。根据该观测站建设实际,提出生物多样性观测站建设因地制宜、长期运营、深化科研、公众参与等4个方面的经验。

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以翠坪山县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通过调查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在翠坪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评价区域范围的生物多样性现状,评价项目对保护区的景观、生物群落、物种、主要保护对象、生物安全、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和社会因素7个方面的影响程度,计算得出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BI)为50.00,确定改造提升项目对翠坪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综合影响程度属于中低度影响,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以期降低建设项目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中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路径与启示——以深圳和里昂为例

从全球范围看,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它不仅影响世界各国的安全,也关系各国自身的发展空间。城市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力点。中国工业第一城深圳获得“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称号,法国最大工业城市里昂则被冠以“生物多样性之都”的美誉。原本受全球变暖影响严重的两个城市,通过“有意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本文以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题,对中法两国政策、深圳和里昂的保护路径与成效进行研究,提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教育和公众参与、国际合作是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径,以期为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城市在相关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经验与启示。

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泵型研究与探讨

泵站工程建设的同时必须考虑生物多样性,适于鱼类的洄游和迁徙,保证鱼类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以某低扬程泵站为工程案例研发灯泡贯流泵的水力模型,通过分析影响鱼类友好型水泵研发的机械结构、流体动力学和生物学三大因素,提出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鱼类友好型水泵优化设计的两类目标函数。

保护生物多样性,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普通人做到不消费濒危物种,不消费外来物种,不随意遗弃宠物,科学放生,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仍面临多重威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目前物种的灭绝速率是其自然本底速率的100~1000倍,约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土地和海洋利用方式的转变、生物资源的直接开发利用、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等是物种灭绝的五大驱动因素。

生物多样性保护视角下露营产品可持续设计研究

目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变得愈发重要。文章聚焦于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露营产品设计,强调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户外产品创新设计考量之中。通过优化产品设计以及选择可持续材料,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和生物的破坏与干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通过设计创新让用户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增强用户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方法:通过使用环保材料,采用节能电器工具等,减少污染排放;通过设计细节实现无痕露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通过产品结构实现物种生境的优化。结果:露营产品可持续设计研究强调材料选择、废弃物管理、生态教育、用户行为等关键因素,以确保产品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增强用户的环保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结论:通过各种设计手段,帮助制造商在产品可持续方面不断创新,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环保需求,同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贡献力量,推动露营产品市场持续繁荣。露营产品市场的潜力巨大,消费者的环保需求不断增长,制造商要尽可能满足这一需求,为环境保护作出贡献,以此推动露营产品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山区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标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探讨

文章探讨了山区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标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绿化标准制定的目标与原则、植物选择与配置、生态系统恢复与保护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考虑了山区生物多样性的特点、现状以及高速公路建设对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并讨论了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阐述了景观绿化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作用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景观绿化的具体要求,并探讨了如何在景观绿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实现权衡与协同发展。提出了优化山区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标准的建议,包括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完善设计标准、创新技术方法以及加强后续管理与监测,旨在实现山区高速公路绿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和谐共生。

全周期保护汉江生物多样性——看,引汉济渭工程这样护鱼

汉江穿秦岭,清水润关中。引汉济渭工程从位于陕西汉中市洋县、佛坪县的汉江流域起始,近百公里秦岭输水隧洞延绵,串联大型水库和泵站,送一泓清水至西安、咸阳、渭南等地,每年将为1411万人提供15亿立方米的生产生活用水。1.5万人历经十余载奋战,引汉济渭工程首次从底部横穿秦岭,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实现“握手”。

基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青藏高原保护优先区和保护空缺识别

协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对制定系统性保护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青藏高原为研究区,应用Maxent模型模拟了重点植物的空间分布,结合世界保护联盟(IUCN)重点动物空间分布数据和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利用Zonation模型依次识别了基于单一因素的保护优先区以及集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优先区,评估了青藏高原现有自然保护地对保护优先区、重要物种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状况和保护空缺。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保护优先区保护价值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优先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喜马拉雅山地、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及横断山区等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优先区分布略有差异,存在43.2%的空间重叠;(2)在重要物种保护上,自然保护地对两栖动物的保护率最高,平均保护了38.2%,哺乳动物次之(24%),爬行动物的保护率较低,仅为10.2%。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覆盖率分别是44.1%(防风固沙)、27.1%(水源涵养)、22.3%(土壤保持)、17.1%(碳固定)和16.6%(洪水调蓄);(3)自然保护地对研究识别的保护优先区存在保护空缺,仅覆盖了26.8%的集成保护优先区,Ⅰ级、Ⅱ级和Ⅲ级优先区保护空缺面积占青藏高原面积的7.2%、6.9%和7.7%。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我国自然保护地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现状

建设自然保护地是保护海洋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手段。对我国涉海自然保护地进行全面梳理,结合海洋生物多样性分布信息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评估典型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及珍稀濒危物种在现有保护地网络中的保护状况。结果显示,我国已建涉海自然保护地363个,总面积10.5万km2,其中海洋自然保护区占总数的44%,占总面积的84%。涉海保护地集中分布于近岸浅水区域,河口生态区的平均保护比例为14.5%,近岸生态区的平均保护比例为10.9%,浅海和深海生态区几乎没有保护地覆盖。我国较为重视红树林的保护,沿海一半以上的红树林已纳入保护地管理,相比之下珊瑚礁、海草床和海藻场的保护力度较弱,珊瑚礁的保护比例约为10%,海草床和海藻场的保护比例在15%—16%。涉海保护地的规模偏小,难以满足大型海洋动物的保护需求,即使对于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印太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中国鲎(Tachypleus tridentatus)等近岸集群活动且备受关注的物种来讲,保护空缺仍在80%以上。建议借助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契机,打破地方海域管辖权限制,将距离海岸较远的重要海域纳入保护,重点关注珊瑚礁、海草床和海藻场等保护空缺较大的特殊生境,扩大针对斑海豹(Phoca largha)、绿海龟(Chelonia mydas)等珍稀濒危洄游类型物种核心栖息地的保护地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