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生物多样性保护单靠政府公共财政投入难以满足大量资金需求,需要发挥金融的杠杆作用,引领社会资本进入。荷兰、法国等国家注重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体系,着力加强政策指引、制定行动计划、构建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管理及信息披露框架,同时在探索创新绿色信贷、债务融资、信托基金、绿色保险等金融产品与融资模式方面取得明显效果。我国把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金融支持方面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总体上我国在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文章借鉴国际经验,提出完善金融政策体系、明确界定标准、建立项目清单、健全相关配套保障机制、聚焦关键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等建议。

基于生境网络构建优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途径研究

城市绿色空间是承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以其为基础构建生境网络有助于整合破碎绿地斑块,促进物种交流与迁徙,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基础。现有生境网络构建过程中存在依赖单一模型、忽略区域实际物种情况、网络构建的工作路径尚未统一、输出成果难以与上位规划衔接并在规划层面进行实践应用等问题。在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内容与目标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生境质量分析、地理探测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等模型方法,识别区域生境源地和廊道,并在考虑区域指示物种的基础上补充重要生境节点,构建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境网络,系统优化了“源地识别-廊道模拟-节点提取-网络构建”的网络构建方法;以对接国土空间规划下的绿地系统专项规划为目标,将生境网络构建结果通过红线比对、绿地分类匹配等途径,从空间管控角度提出保护措施,实现与绿地系统规划的有效衔接,构建统一规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工作路径,以通城县为例验证工作路径的可行性,优化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境网络构建方法,为县域绿地系统规划与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社会城镇化加速与人类活动的不断扩展,农业景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农业景观不仅包括农作物生长的环境,还包括诸多野生生物的栖息地环境。农业景观变化导致野生生物栖息地丧失,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降低。当前,如何在保证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保护恢复生物多样性,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景观途径》一书从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国土空间治理等视角探讨了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策略,并介绍了国内外农业景观不同尺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管理与建设案例,为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制定提供理论支持。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伦理之争——环境伦理学主要流派综述

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日益加剧,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正当性,进而提出更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保护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秉持何种环境伦理观。本文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流派进行综述,分析古典和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动物解放和动物权利伦理观、生物中心主义伦理观、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等西方环境伦理学流派的主要观点及其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的启示意义。同时还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环境伦理观,说明儒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属于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而道家文化的环境伦理观更接近于环境协同主义伦理观。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表面上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互矛盾的产物,实质上是长期以来环境伦理观在调节人与自然关系时发生偏差的结果。唯有树立正确的环境伦理观,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的势头,才能从机制上实现“天地人和”的永续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

高速公路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示范与经验——以建兴高速生物多样性(鸟类)观测站为例

高速公路作为关系民生福祉的基础设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区域发展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分割生境、产生噪声等因素,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对沿线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不利影响,有必要建立生物多样性观测站进行观测评估,科学指导生态保护和管理。建兴高速生物多样性(鸟类)观测站是整合多方力量建成的多样性观测站。探讨了观测站各设计阶段,观测站点的选择原则和空间定位方法,并对观测区域进行了生态系统类型聚类分析。截至2024年5月底,观测站已记录兴化里下河湿地鸟类51种、63万余只(次)。初步分析结果表明,人为干扰低的站点鸟类多样性程度最高。根据该观测站建设实际,提出生物多样性观测站建设因地制宜、长期运营、深化科研、公众参与等4个方面的经验。

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评价——以翠坪山县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通过调查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在翠坪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的影响评价区域范围的生物多样性现状,评价项目对保护区的景观、生物群落、物种、主要保护对象、生物安全、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和社会因素7个方面的影响程度,计算得出生物多样性影响指数(BI)为50.00,确定改造提升项目对翠坪山县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的综合影响程度属于中低度影响,并提出相应的保护措施,以期降低建设项目对区域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中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路径与启示——以深圳和里昂为例

从全球范围看,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成为人类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它不仅影响世界各国的安全,也关系各国自身的发展空间。城市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发力点。中国工业第一城深圳获得“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称号,法国最大工业城市里昂则被冠以“生物多样性之都”的美誉。原本受全球变暖影响严重的两个城市,通过“有意设计”,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走在世界前列。本文以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题,对中法两国政策、深圳和里昂的保护路径与成效进行研究,提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教育和公众参与、国际合作是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途径,以期为两国以及世界其他城市在相关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提供经验与启示。

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泵型研究与探讨

泵站工程建设的同时必须考虑生物多样性,适于鱼类的洄游和迁徙,保证鱼类自然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以某低扬程泵站为工程案例研发灯泡贯流泵的水力模型,通过分析影响鱼类友好型水泵研发的机械结构、流体动力学和生物学三大因素,提出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鱼类友好型水泵优化设计的两类目标函数。

保护生物多样性,普通人能做些什么?

普通人做到不消费濒危物种,不消费外来物种,不随意遗弃宠物,科学放生,从身边的小事入手,共同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目前,全球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仍面临多重威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目前物种的灭绝速率是其自然本底速率的100~1000倍,约100万个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土地和海洋利用方式的转变、生物资源的直接开发利用、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等是物种灭绝的五大驱动因素。

生物多样性保护视角下露营产品可持续设计研究

目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变得愈发重要。文章聚焦于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露营产品设计,强调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户外产品创新设计考量之中。通过优化产品设计以及选择可持续材料,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从而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和生物的破坏与干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通过设计创新让用户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增强用户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意识。方法:通过使用环保材料,采用节能电器工具等,减少污染排放;通过设计细节实现无痕露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通过产品结构实现物种生境的优化。结果:露营产品可持续设计研究强调材料选择、废弃物管理、生态教育、用户行为等关键因素,以确保产品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增强用户的环保意识、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结论:通过各种设计手段,帮助制造商在产品可持续方面不断创新,以满足不断增长的环保需求,同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贡献力量,推动露营产品市场持续繁荣。露营产品市场的潜力巨大,消费者的环保需求不断增长,制造商要尽可能满足这一需求,为环境保护作出贡献,以此推动露营产品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山区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标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系探讨

文章探讨了山区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标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绿化标准制定的目标与原则、植物选择与配置、生态系统恢复与保护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考虑了山区生物多样性的特点、现状以及高速公路建设对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并讨论了生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阐述了景观绿化对生物多样性的积极作用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对景观绿化的具体要求,并探讨了如何在景观绿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实现权衡与协同发展。提出了优化山区高速公路景观绿化标准的建议,包括增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完善设计标准、创新技术方法以及加强后续管理与监测,旨在实现山区高速公路绿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和谐共生。

全周期保护汉江生物多样性——看,引汉济渭工程这样护鱼

汉江穿秦岭,清水润关中。引汉济渭工程从位于陕西汉中市洋县、佛坪县的汉江流域起始,近百公里秦岭输水隧洞延绵,串联大型水库和泵站,送一泓清水至西安、咸阳、渭南等地,每年将为1411万人提供15亿立方米的生产生活用水。1.5万人历经十余载奋战,引汉济渭工程首次从底部横穿秦岭,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实现“握手”。

基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青藏高原保护优先区和保护空缺识别

协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维持对制定系统性保护规划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青藏高原为研究区,应用Maxent模型模拟了重点植物的空间分布,结合世界保护联盟(IUCN)重点动物空间分布数据和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利用Zonation模型依次识别了基于单一因素的保护优先区以及集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优先区,评估了青藏高原现有自然保护地对保护优先区、重要物种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状况和保护空缺。结果表明:(1)青藏高原保护优先区保护价值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优先区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东南缘喜马拉雅山地、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及横断山区等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优先区分布略有差异,存在43.2%的空间重叠;(2)在重要物种保护上,自然保护地对两栖动物的保护率最高,平均保护了38.2%,哺乳动物次之(24%),爬行动物的保护率较低,仅为10.2%。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覆盖率分别是44.1%(防风固沙)、27.1%(水源涵养)、22.3%(土壤保持)、17.1%(碳固定)和16.6%(洪水调蓄);(3)自然保护地对研究识别的保护优先区存在保护空缺,仅覆盖了26.8%的集成保护优先区,Ⅰ级、Ⅱ级和Ⅲ级优先区保护空缺面积占青藏高原面积的7.2%、6.9%和7.7%。研究结果可为青藏高原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与理论支撑。

我国自然保护地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现状

建设自然保护地是保护海洋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的有效手段。对我国涉海自然保护地进行全面梳理,结合海洋生物多样性分布信息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评估典型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系统及珍稀濒危物种在现有保护地网络中的保护状况。结果显示,我国已建涉海自然保护地363个,总面积10.5万km2,其中海洋自然保护区占总数的44%,占总面积的84%。涉海保护地集中分布于近岸浅水区域,河口生态区的平均保护比例为14.5%,近岸生态区的平均保护比例为10.9%,浅海和深海生态区几乎没有保护地覆盖。我国较为重视红树林的保护,沿海一半以上的红树林已纳入保护地管理,相比之下珊瑚礁、海草床和海藻场的保护力度较弱,珊瑚礁的保护比例约为10%,海草床和海藻场的保护比例在15%—16%。涉海保护地的规模偏小,难以满足大型海洋动物的保护需求,即使对于中华白海豚(Sousa chinensis)、印太江豚(Neophocaena phocaenoides)、中国鲎(Tachypleus tridentatus)等近岸集群活动且备受关注的物种来讲,保护空缺仍在80%以上。建议借助国家公园体系建设契机,打破地方海域管辖权限制,将距离海岸较远的重要海域纳入保护,重点关注珊瑚礁、海草床和海藻场等保护空缺较大的特殊生境,扩大针对斑海豹(Phoca largha)、绿海龟(Chelonia mydas)等珍稀濒危洄游类型物种核心栖息地的保护地规模。

栗子坪自然保护区不同植被类型土壤理化特性对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在四川省栗子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选取青冈(Quercus glauca Thunb.)-川杨(Populus szechuanica C.K.Schneid.in Sargent)阔叶混交林、栓皮栎(Quercus variabilis Blume)落叶阔叶林、冷杉(Abies fabri(Mast.)Craib)-云杉(Picea asperata Mast.)针叶混交林、石棉玉山竹(Yushania lineolata T.P.Yi)竹林4个不同植被类型为研究样地,根据海拔高度、坡度、地形变化和样地大小等,在样地内设置1 m×1 m小样地,采集土壤样品,用于测定土壤含水率、测定土壤理化性质、土壤微生物群落构成;采用高通量测序法、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冗余分析(RDA)法、曼特尔(Mantel)检验,分析土壤微生物组成与土壤环境因子、土壤理化特性的相关性。结果表明:①4种林型土壤细菌Chao l指数和香农(Shannon)多样性指数均高于真菌,仅真菌的香农多样性指数差异显著。②门水平——细菌优势群落,主要为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25.02%~41.81%)、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28.68%~36.92%);真菌优势群落,主要为子囊菌门(Ascomycota,45.43%~57.37%)、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19.61%~28.30%)、被孢霉门(Mortierellomycota,4.47%~16.96%)。③主坐标分析表明,4种林型土壤细菌的组内差异大于组间差异,真菌群落组间差异远大于组内差异。④曼特尔检验结果表明,土壤含水率、总有机碳质量分数、全氮质量分数、碳氮比(土壤碳质量分数(w(C))∶土壤氮质量分数(w(N)))对土壤真菌群落有显著影响,细菌群落受环境因子影响不大。⑤冗余分析结果表明,土壤含水率和非优势真菌球囊菌门(Glomeromycota)呈显著相关,土壤全氮质量分数、全磷质量分数均与优势菌担子菌门(Basidiomycota)呈显著正相关。不同植被类型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存在显著差异。

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鸟类生物多样性及保护策略研究

2019年越冬季和2020年繁殖季期间,利用固定距离抽样法、红外相机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对江山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鸟类资源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仙霞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有鸟类150种,隶属15目46科。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分别为白颈长尾雉和黄腹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16种,包括黑冠鹃隼、赤腹鹰、蛇雕等。从区系组成来看,保护区鸟类分布型以东洋界种为主(85种,占比56.67%),居留型以留鸟为主(82种,占比54.67%)。保护区鸟类F指数为21.61,G-F指数为0.91,说明保护区鸟类物种多样性较高且其科、属分布较为合理,但G指数为1.91,说明其属间差异较小,加上保护区范围内人为活动较为频繁,生态系统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通过加大对鸟类保护宣传力度、开展鸟类生活习性研究和严格依法处置捕鸟猎鸟违规违法行为等保护策略,显著提升了鸟类生物多样性。

干扰强度对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油松林群落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在大海陀国家自然保护区选择重度干扰、轻度干扰和无干扰油松林,调查林下灌木层和草本层物种多样性,分析人类干扰强度对油松林群落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大海陀自然保护区油松林群落灌木16种,草本植物75种。随着干扰强度的增加,灌木层优势种由北京丁香演替为土庄绣线菊,草本层优势种由东亚唐松草向龙芽草演替,且优势种优势度降低,物种的均衡性增强。随着油松林群落人类干扰强度的增加,草本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呈上升趋势,重度干扰油松林群落中灌木物种多样性和均匀度和无干扰群落存在显著差异,但物种丰富度无显著差异。重度干扰与无干扰相似度较低,共同物种较少,轻度干扰使油松林灌木物种数量和科数、草本物种数、属数增加。人类活动是林下植被变化的主要控制因素。

基于全域连通性识别气候变化风险下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以京津冀为例

在保护优先区规划中,有必要考虑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并关注物种在气候驱动下的扩散格局。基于未来生物气候数据、地形多样性数据以及土地利用数据,应用Omniscape算法,对21世纪中叶(2040—2061年)气候变化情景下京津冀地区陆生哺乳动物的扩散进行全域连通性建模并与当前情景对比分析,识别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结果表明:区域尺度下,气候变化风险使得高连通性的区域逐渐从平原向山区转移,分布趋于集中;斑块尺度下,林缘连通性较高,而位于林地或草地边缘的耕地连通性低。在此基础上,共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共51786 km^(2),其中涵养区(占56.4%)在当前和未来的连通状况均较为良好;优化区(占38.4%)应提升生境质量以满足未来连通性的更高需求;而修复区(占5.22%)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较高,亟需进行生态修复以免在未来出现连通性夹点。本研究通过评估京津冀地区两种情景下的全域连通格局,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气候适应性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实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是生物多样性监管的基础,科学、有效的评估能够明显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水平,并显著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总体来看,现有的保护成效评估主要围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等研究对象的状态和变化两个层面开展,评估指标体系的侧重点逐渐由管理成效向保护成效转变,评估方法基本涵盖了全球、地区、国家和单个自然保护地等多种空间尺度。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导致区域间的评估结果难以比较,因此多尺度集成评估也难以开展。近年来,全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和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多种新技术(如遥感、环境基因组学等)在生物多样性监测中的应用,使得宏观生态系统和微观基因水平的多层次连续监测成为可能。基于此,建议未来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应在认真总结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加强全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的建设,发展适合中国区域特点的跨学科的综合保护成效评估指标体系。定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评估,有助于全面了解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而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决策提供支持和服务,也为中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利益识别与法治保障

当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在政策导向、法治建构和具体实践等方面反映了我国对生物多样性进行整体系统保护的理念和成效。在新时代背景下,为体现党的执政主题、推动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以及明确监管主体的行为规范,有必要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中涉及的相关利益进行识别和保障。基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蕴含的国家安全利益、公共环境利益、资源开发性利益的多元化利益结构,可从强化法律制度供给、深化行政主体监管职能、完善司法保障机制等方面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