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吉加·维尔托夫对中国电影理论的影响

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于20世纪3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两度译介到中国,对刘呐鸥等人的先锋电影理论、袁牧之和郑君里等人的左翼纪录电影理论、丛峰等人的"新纪录电影"理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吉加·维尔托夫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电影流派和电影人的影响,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论是显在的还是隐性的,不论是正解还是误读,总体上看,都是积极有益的,打开了中国电影人的理论视野,促进了中国现代电影理论,特别是纪录电影理论的发展。如果能将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著作和全部电影作品系统而完整地译介到中国,对中国电影理论与创作,将会产生更加积极深远的影响。

吉加·维尔托夫与百年中国电影--以《持摄影机的男人》《延安与八路军》《马大夫的诊所》为中心

前苏联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及其代表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初译介到中国开始,就对中国电影理论与电影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潜隐的,也有显在的。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所代表的“新感觉派”电影,20世纪40年代袁牧之所代表的左翼纪录电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丛峰等人的“新纪录电影”,都与维尔托夫之间存在比较显在的影响关系。由于特定时代文化语境的不同,中国电影在电影观念、电影创作目的、技术条件等方面的不同,对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理论及其电影作品的理解、认识与接受也就不同,具有比较明显的主体差异性与历史阶段性。虽然每个历史阶段不同电影人所受的影响不一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对纪录电影形式的关注,对纪录真实的坚持与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