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规律及我国的机遇和挑战——以大历史观为分析视角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前世界形势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质上是对国际形势总体特征的判断,需要基于新时代大历史观视角准确认识这一论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西方推广其现代化模式的结果。我们需秉承宏大历史观,顺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演进趋势和时代潮流,从国际格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模式三个维度,辩证看待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坚定中国文化自信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世情的深刻认识作出的研断,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一道构成“两个大局”,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基本出发点。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探讨文化自信,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探讨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三种逻辑。坚持和发现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把中西文化的优秀成果结合起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具体实践路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与路径

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意识形态安全既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也是其重要保障。而当前世界正处于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局势有所失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尤其是美国纠集其盟友试图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的态势,对我们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不少新的挑战,如意识形态斗争局势愈发严峻、斗争领域逐渐扩散、斗争方式更加复杂。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可从增强制度自信,坚定灵活地应对来自部分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竞争;把握意识形态斗争原则,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大局;凝聚政—学—媒多方力量,合力应对来自西方全政府—全社会的意识形态竞争;创新对外话语传播内容与方式,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入手,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逻辑——基于资本-劳动两阶段增长模型的分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成为中国战略界的共识。要寻找“百年变局”的历史逻辑,必须将这一判断放置在一个更一般的增长模型框架内精心讨论。按照两阶段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型增长和劳动型增长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这一增长模型在全球分工格局的空间投影是在美元驱动下形成的创造资本的“中心国家”和依靠劳动的“边缘国家”。资本与劳动的多寡是由这两个变量的相互关系定义的,资本短缺导致拥有资本的阶层在分配中又攫取了财富的绝大部分,进而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就未来全球的分工格局而言,土地金融推动中国成为资本创造大国,动摇了已经维持百年的国际分工秩序。资本与劳动的镜像对偶关系决定了任何宏观经济政策本质上都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取舍。转型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两种增长阶段并存,由此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言,采用同时兼顾资本密集和劳动密集两个阶段的双轨制可能是最佳选择。如何实现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的增长转型,又不引发大国间的战略对决,是中国将与全球一起共同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习近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断的三重战略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全球金融危机与世纪疫情带来的新挑战,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非凡勇气准确识变,原创性提出“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等战略论断。立足时代之变,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卓越政治智慧科学应变,敏锐把握战略机遇;以高超的斗争本领应对风险挑战,领导党以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确保党在大变局中永葆政治底色。面对全球发展难题与治理赤字,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战略家的强烈使命担当主动求变,用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弥合全球治理鸿沟,用中国式现代化形塑“东升西降”的国际战略新格局,展现马克思主义强大的感召力,为引领世界性大变局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中国力量。

近年来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研究综述

自2018年以来,学界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讨论逐年增多,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关于“变局”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百年的时间起止、动力、内涵等方面,一些学者从不同的学科属性解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内涵,也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角探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哲学基础与哲学意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的结论

从历史学的角度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概念,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从中国近百年的历史看,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华民族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近百年的中外关系史看,当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与百年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是可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百年历史看,中国经过艰难探索,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将带领世界人民走向一个全新的境界,可以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深刻内涵,不同“大变局”的“体量”存在差异且可归入诸多类别。基于时间点的计算及史实的验证能够发现,历史上曾存在6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都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因素,但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视阈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启示我们:“大变局”是机遇,也有可能是威胁;稳中求进有助于在“大变局”中成功实现崛起;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须重视发展、合作与和平,同时需要关注实体与虚拟空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政治安全建设论析

当今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为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全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另一方面,却加剧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放大了社会经济安全问题向政治安全传导的风险性。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虽然党和国家在推进国家政治安全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已形成了较为坚实的主体保障和制度基础,但仍应当加强在战略应对和治理过程等方面的专业性、具体性和协同性,应当清除党内客观存在的各类风险因素。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新趋势和新环境必须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应当通过细化战略方向、强化多元参与、完善制度体系、强化理念引导和创新评估模式等手段推进国家政治安全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与创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更加坚实的根基。

比较视野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世界结构性原则的论述

“百年未有之变局”是执政党对当今世界形势做出的重要判断,但学术界对于这一判断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理解,亟待进行完整阐释。“百年”反映了大变局的时间参照范围,“变局”则反映了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原则转换。20世纪是一个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极化格局、以民族国家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格局、以西方自由民主价值为主导的文化格局和以传统工业主义为主导的技术格局。当今之大变局体现在:从以西方国家为主导转向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和世界格局趋于均衡;从国家经济转向全球化、金融化经济;从自由民主的表面性胜利转向文化多元化和自由民主价值的式微;从传统工业主义转向智能化和数字化。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是导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原因,它既为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帝国主义危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世界整体局势演变大趋势提供科学认识的宏大论断,“大变局”中包含诸多影响世界格局变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因素。新帝国主义作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衍生的特殊发展形态,其理念、主张虽经过多年推行,不但未能如愿地建立所谓的普世性的全球秩序,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帝国主义国家却在国际、国内不断陷入众多结构性矛盾,日益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中,凸显出“划时代”的多重危机已经来临。全面剖析新帝国主义危机产生的缘由、特征与表现及影响,试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分析框架:新帝国主义者臆断中国崛起对其构成巨大危机,新帝国主义全球主导力走向衰弱的危机,新帝国主义出现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发展方面的内在困境和危机。新帝国主义危机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大影响因素。

习近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的历史形成逻辑

自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述以来,我国学术界和政府研究部门以及其他科研单位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数是从中国政治、中国模式、中国范式、中国影响力等高站位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其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述,更多的是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际事务、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基本经验来看,大国战略的实施成功是最重要最基本最基础的改革经验,这个经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年以来中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带领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结果。对于这个历史过程,可以简明地概括为边缘阶段(1949—1970年)、破冰阶段(1970—1978年)、融入阶段(1978—2012年)、主角阶段(2012—目前)等四个时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些事件的时代背景和客观作用,对于更加深入地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断非常必要。

中国崛起视域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应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起点,以中国和平崛起为主线,对中国而言是由衰而盛的历史性机遇。中国由经济全球化失败者到主导者的历史性转变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特征。进入21世纪,中国在科技、地缘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这既成为开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促因,亦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赢得先机的重要保障。“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特征是世界权力中心首次向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世界转移。这是一个伴随着激烈博弈乃至动荡与战争的漫长过程,表现为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快和国家发展模式多样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战胜挑战、赢得机遇的方法,是团结世界各国人民,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乡村多元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多元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持续崛起的重要保障。将我国乡村多元治理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展开分析能够发现:我国乡村治理存在主体结构失衡、主体关系紧张、主体行为失范、主体之间矛盾频发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县级政府职能错位;乡镇政府职能不够规范;村两委行政化转变、权责失调;乡村民间组织管理不善;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参与度偏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乡村多元治理的优化途径主要是:健全县级政府职能、规范乡镇政府职能、完善村民民主管理制度、培育和发展乡村民间组织、创新村民个人作用机制。

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持续发展的重大机遇

历史上曾数次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大变局”具有一些共性。与此前“大变局”相比,数字时代“大变局”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数字时代“大变局”中,中国优势大于劣势、机遇强于威胁,有望实现持续发展。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实现持续发展的宏观途径是: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持续推进中国各领域的改革进程。微观途径主要是:强化优势,减少劣势,抓住机遇,消除威胁。

大航海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丁美洲不发达的缘起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拉丁美洲大量地区在这一"大变局"中沦为殖民地,殖民统治在这些殖民地催生经济依附和保守环境并强化阶级分化,对拉丁美洲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基于这一"大变局"及其对拉丁美洲影响的分析,能够寻获一些启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机遇,也有可能是威胁;每一个"大变局"都会对世界产生显著影响,但这些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大变局"会对诸多国家较长时间内的发展情况产生影响;"大变局"受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须以全面系统观加以审视、应对。

数字治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的重要治理方式

数字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一般性与特殊性,数字治理对这一“大变局”下中国的影响有:促进国家治理主体职能转变,增强与其他国家展开博弈的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主体业务流程再造,助推经济全球化进程;推进国家治理资源有效整合,助推世界多极化进程;创新国家治理方式,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国借助数字治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持续发展面临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某些地方领导重视程度较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数据平台系统建设速度较慢;以工业时代的方式展开数字治理。中国借助数字治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是:进一步强化党委的领导作用,明晰治理过程中的政府定位;强化政企合作,助推数字经济发展;鼓励公众主动参与数字治理进程。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理念与路径

21世纪“海丝建设”建设是我国在世界格局发生复杂变化时主动创造合作、和平、和谐的对外合作环境的有力手段。时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风险与不确定性因素频出的复杂形势下,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应遵循“安全、发展、健康、和谐”四位一体的价值理念,建设规则之路、经济之路、文化之路、美丽之路,为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安全、绿色、进步、和平的美丽航线。

工业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非洲欠发达的缘起

与其它时代的“大变局”相比,工业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非洲绝大部分地区在工业时代“大变局”中沦为殖民地,非洲欠发达由此发端。工业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非洲。催生“无发展型经济增长”;存留家族利益和裙带关系的负面影响;未明显提升沟通网络效能;残留“人格主义”与“形式主义”;催生低效的社会—政治机构和经济机构。因此,工业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非洲欠发达的缘起。

习近平总书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要论断研究——基于国际秩序及其变迁的视角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近些年多次提及的重要论断。国际秩序及其变迁是理解这一论断的重要视角。国际秩序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逐步建立的,国际秩序随时代的发展而变迁,生产方式、国际力量的对比变化以及客观环境是影响国际秩序变迁最重要的三大要素。当前,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历史的分水岭和百年大变局的曙光已经到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并非意味着中国应加快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对其进行补充、完善和创新,使其更好地造福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