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名位制度中的道德语言与封建皇权的辩证关系

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并不是绝对的,至少要受到道德语言的约束。传统儒家很早就积极利用道德语言来约束君王的权力,并将这种约束之意融进了皇帝名位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过程中。但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集中,封建皇帝逃离儒家道德语言约束的倾向性日益明显,具体表现为皇帝的尊号、称谓、谥号等名位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异化,道德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沦为加强和粉饰封建皇权的工具。然而,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和主体间性,道德语言不仅形塑了所有社会成员无法摆脱的社会语言环境,而且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本身就内含规范功能,因此,封建皇权越是依赖道德语言修饰自身,就越是在客观上深陷道德语言的规范之网。从实际效果来看,道德语言的规范功能具有正反双重效应,这体现了这种规范的复杂性和有限性。

从“五朵金花”到“皇权”“封建”之争

“五朵金花”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宏观探讨古史分期、土地所有制、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和汉民族形成等史学基本问题,堪称1949—1966年间中国古代史的主流热论,同时不乏公式化、议题简单、排斥多元实证等失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古史研究以多样化、实证为主、重视考古新材料和国际交流趋于自觉等为特色,迅猛发展。但也有些许“矫枉过正”,主要是实证微观有余而理论宏观不足,不恰当的断代藩篱等。近年,“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帝制农商社会”、赋役临民理政、南北整合等探索,兼取“五朵金花”和“多样性实证”之长,不失为“融通古史”和多维度诠释的良好尝试。而围绕战国至清的社会性质,“皇权时代”“封建地主制”的争议,再起波澜。前者的强项为政治文化层次的深刻揭示,不足之处是对社会经济及其与帝制间关系的发掘认识。后者雄辩论述了地主经济形态的基本特征及封建主义本质,薄弱点在于对帝制及其与地主经济间关系的把握。笔者提出“帝制地主形态”的新表述,认为两千年“帝制国家”与“地主经济”始终是一而二、二而一,不可偏废,始终是管制与支撑的因应互动。唯有“地主”,能够较好概括多重土地所有、兼蓄工商业以及“贫富无定势”等社会经济基本内容;唯有“帝制”,能简要涵盖亲民直辖、“官无常贵”和帝有天下等行政支配定律及宗法因素。我们考量中古社会属性,需要将“帝制地主形态”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论明代中叶的皇权之争

明代土木之变后,统治者在解决皇位继承问题时,出于抵御瓦剌的现实需要,采取了变通办法。这种办法违背了封建统治的的基本要求,客观上造成了最高权力不够集中的局面,从而导致了长达十几年的皇权之争。此后这种斗争日趋激化。直到天顺中期,随着最高统治权绝对集中的局面再次出现,这场斗争方始告一段落。

古代皇权介入下的司法运作——评《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

司法和行政合一(亦称为法政体制)是中国封建司法制度中的一大特色。在整个司法程序中,皇帝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日由刘长江教授等编著的《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运作研究》一书,对中国封建法政体制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该书通过对各时期法律文本以及典型案例的分析,对以往学界所探讨的中国法政体制予以动态的考察。案例中皇权成为影响司法审判结果的关键因素。该书对于中国封建司法行政体制的探讨,不仅深化了学界对此体制的研究,而且对于目前国家推行司法制度改革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试论辽朝前期的政争与封建化的关系

从 1 0世纪初至 1 2世纪 2 0年代 ,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政权经历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阶段 ,但辽朝封建化道路曲折复杂 ,本文依据当时史事 ,围绕辽朝前期的政争 ,探讨辽朝封建化进程。阿保机死后 ,皇位继承权问题是辽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围绕皇位继承而展开的不同集团和不同派系的斗争 ,虽然与辽朝历史上形成的家族世选制有密切关系 ,但其深层的原因乃是封建制与奴隶制的深刻矛盾所导致。因此 ,对辽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些问题 ,有必要做一番探讨。

论李德裕与唐宣宗——兼谈牛李党争与皇权之关系

从李德裕的施政政策和唐宣宗的爱好、经历及加强皇权措施的对比分析看,李德裕与唐宣宗暗存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李德裕位高权重严重威胁着唐宣宗的统治。唐宣宗为加强皇权,将李德裕贬死崖州,李党亦随之倒台,这说明皇权掌控着宰相的命运和牛李党争的结局。

从我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制的变化看专制皇权的发展轨迹

我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制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直至魏晋南北朝，中央官制以“三公九卿”制为主；第二阶段，上起隋唐、下至明洪武十三年，中央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第三阶段，从明洪武十三年直至清末，废除宰相，设内阁，相权分于“六部”，中央高度集权，专制皇权达到极致。

胡惟庸党案与明初的皇权相权之争

胡惟庸党案与明初的皇权相权之争王建华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到明初达到了最完备的形态。明初皇帝权力的强化，是以丞相胡惟庸一案为开端的。胡惟庸党案是明初主权与相权之争的必然产物。自此之后，“遂结千余年中书柄政之局”（孟森语），中国历史上再无丞相之名。元...

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以族权与皇权关系为视角的研究

郭玹的袭爵为皇权介入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埋下了隐患。明英宗曾试图通过搁置袭爵来剥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权,但在复位后出于巩固统治需要转而支持郭昌袭爵。成化年间至弘治初年,朝廷主张剥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权,郭昌之子郭良通过多种方式为袭爵营造有利氛围来影响皇权,最终成功袭爵。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体现出明代勋臣家族族权与皇权之间的微妙关系。

中国古代器物设计的形、色、质与封建皇权的象征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许多优秀的能工巧匠在器物或者建筑的设计和制造过程中十分注意形、色和材质的选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封建礼制和皇权思想的约束。本文从中国古代器物设计的形、色和质三个方面简单谈谈它们与封建礼制、皇权象征的关系。

中国传统国家治理转型——从封建主义到皇权主义

本文主要论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治理,根据历史阶段将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划分为封建主义和皇权主义两种模式,在此基础之上论述了两种国家治理模式形成的宏观历史环境及其微观运行机制,分析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特点并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评价,指出两种国家治理模式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两种国家治理模式转型的内在逻辑。

封建专制主义皇权所产生的一个毒瘤——浅说历史上的佞幸人物

在中华民族古代的悠久文明史册上,记载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人物,过些杂然纷陈,无奇不有的人物中,似乎还有一类人物很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佞幸者流。近查二十四史,在卷帙浩繁的三千二百四十九卷,洋洋洒洒四千万言的记载中,就有十一史为这类人物立有专传,或称“佞幸”,或称“恩幸”,或称“幸臣”。掐指细算,竟纵贯了十个朝代的三十三个帝王,宠幸的佞臣达一百三十多个,那些只列其名,未录其事的人物还不算在内。这不仅使人大吃一惊:其阵容庞大堪称可观矣!其时间延续可谓久远矣!再睹其为人,观其行事,叫人嗤之以鼻之余,不仅要提出一连串问题:历史上为什么会产生这一类人物?他们为什么会得宠?有什么劣迹和破坏性?从中可以总结一些什么历史教训?等等。本文拟就这几方面进行一点粗疏地探索。

关于封建皇权的解读

封建社会离我们已久远。但封建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深层影响却见诸多方面,而皇权主义的危害尤其深重。现代社会所追求的自由、公平、公正,某种意义上正是对封建皇权及维护其存在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反动及逐渐剥离。在这一历史艰难进步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皇权实体及意识(封建社会)使得现实中人们对皇权顶礼膜拜,而同时却又讳莫如深。很显然,“皇权”

关于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皇权主义问题

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否皇权主义者的问题,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仅就经典作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和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以及农民阶级皇权主义的产生根源诸问题,谈一点看法,请同志们指正。一、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也是中外各国的历史实际封建社会农民阶级“是皇权主义者”,是经典作家的结论。除了马克思说过法国“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斯大林说过俄国农民“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的话以外,恩格斯在驳斥特卡乔夫关于俄国农民是所谓“本能的革命者”

中国封建皇权的有限性

中国封建皇帝代表国家的主宰，没有任何一种世俗的权力凌驾其上或与它抗衡，他可以把一切事权都容纳进去，举凡国家生活的所有领域——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法律的、宗教的一切事务，以及国家生活的整体和任何一个局部事务——中央的、地方的大或小、重要与轻微之务，都可囊括在皇权范围内。从这个角度说，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至大无涯的。但透过“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表象，我们不能不承认皇帝并不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也处于制约之中。一、皇帝只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皇帝之所以能登上这个至高无上的宝座，独揽大权，君临一切，传位后代，这并不是由天神或个人意志所决定的，归根结蒂是地主阶级赋予的。

谈农民战争的平等、神权、皇权思想——与刘其发同志商榷

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有没有思想武器?有什么样的思想武器?是史学界有争论的问题。刘其发同志发表于《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的《试论农民战争的思想武器》一文,就农民战争的平等思想、宗教与皇权主义作了偏重理论的阐发,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我们基本同意刘文关于农民战争具有平等思想的论点。不过对平等口号的年限、农民战争中宗教与皇权主义性质的记述,尚有不同看法,现提出商讨。

质疑古代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中国历代王朝,“编户齐民”和县的数量基本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是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什伍编制,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毫无历史根据。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000万人至6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000万人至6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