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没有引起研究重视。首次利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借助“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负债”敏感度方程,实证评估了“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多期双重差分结果显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显著增强了固定资产投资对流动负债的正向敏感度,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经过排除同期政策影响、处理效应异质性讨论、其他稳健性检验与安慰剂检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加剧了政企融资竞争,显著降低了企业长期融资的可得性。异质性分析显示,影响效应在改革强度大与经济财政实力弱的地区以及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更为突出。结论的政策启示是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要兼顾市县利益,处理好简化政府层级与微观经济运行风险的关系。

财政压力、税收征管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证据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促进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就收入分配和共同富裕问题做出的明确政策指向。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市级政府财政压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改革使市政府辖区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改革引致的财政压力激励市级政府加强税收征管,提高了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劳动密集度,最终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分析发现,改革效果仅体现在所得税由地税局负责征管的企业;同时,改革的影响在税基窄、土地财政能力弱、税收征管强度弱的地区更为明显。此研究有助于解读“压力型”财政激励下地方政府的应对策略及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从分权看发展:“省直管县”改革如何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省直管县”改革作为中央深化县制体制改革的政府分权举措,其对试点县域经济增长的改革效应以及影响机制需要得到科学的理论判断与实证检验,这关乎政府分权理论的适用情境与县域体制改革的深化方向。以政府分权理论为研究视角,构建“省直管县”改革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探讨改革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机制,基于河南省103个县域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应用双重差分法(DID)对所提出的理论判断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静态DID结果显示,改革显著促进了试点县域的经济增长,对试点县域经济增长的平均年回报率为7.2%;第二,动态DID结果显示,由于改革的渐进性,改革的经济增长回报率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常规省直管”模式并未产生改革效应,而2014年“全面省直管”模式实施后县域发展自主权的全面强化,正是改革效应开始凸显并保持强势增长态势的根本原因;第三,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县域发展自主权的提升通过弱化吸纳效应而非强化激励效应实现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财政与招商引资方面的资源获取水平。

“省直管县”是否改善了县域经济绩效:一个自然实验证据

近年来,部分省份出现"省直管县"的体制创新试点,理论分析表明这一体制对地方经济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但目前仍缺少可信的经验证据予以支持。利用浙江和福建两省的县域面板数据建立双差分(DID)模型,通过构造一个自然实验,检验"省直管县"体制对经济绩效的净因果效应,结果表明,"省直管县"体制对县域经济具有显著、持续的积极影响。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结论的可靠性。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县域经济影响的多维测度——以山西省为例

笔者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典型指标统计描述、县域经济活力指数分析、双重差分模型定量测度3种方法,对始于2007年的"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的经济影响进行多维测度。研究发现,考察期内试点县主要社会经济指标的平均增幅普遍高于非试点县,但试点县虚拟变量对主要经济指标变化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试点县县域经济活力有所增强,但试点县虚拟变量对经济活力指数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省直管县"显著改善了试点县的财政收支状况,但对试点县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仍不明显。多维测度结果均表明,当前"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对山西省试点县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显著,制度设计有待进一步完善。

“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县”之下的自治州地位问题研究

在市管县体制下,县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小,财政分配主要倾斜于市,县级财力弱,但事权(责任)却很大。为了克服这些弊端,缓解县乡财政困难,改善、扩大基层公共服务,发挥县市发展潜力,调动县市积极性,促进县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推行了"强县扩权"、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但这项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却遭遇了与民族区域自治体制(主要是自治州)的冲突,有削弱自治州自治权之嫌;从"市管县"与"省管县"两种体制的优劣比较来说,二者也是各有利弊,后者并没有明显的优势。怎样避免"强县扩权"、"省直管县"改革与现行民族区域自治体制"撞车",使二者"兼容"?如何在"两难困境"中作出正确抉择?我们认为,应尽快修改、完善民族区域自治法,创新自治地方形式;细化自治地方自治权,增强可操作性;重新调整、划分省、州、县三级权力,逐级放权。

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省直管县”政策的效应分析——以江西省为例

构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量江西"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结果显示:"省直管县"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社会效应为正;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显著提升,县(市)公共服务得到改善。全面推进"省直管县"政策需解决试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理顺省以下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省直管县”改革的经济绩效实证研究——来自四川省县(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省直管县"改革是我国省以下财政制度的重大变革,"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稳步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本文运用2003—2010年四川省70个县(市)的社会经济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省直管县"改革对试点和未试点县(市)的县域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省直管县"改革显著促进了试点县(市)的经济增长。本文认为,完善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要以"省直管县"改革为契机,做实"县"级财政,构建我国"中央—省—县(市)"三级财政体制,疏通和缩短上级政府与基层政府的财政资金连接渠道,以实现财政制度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效果。

对“省直管县”体制的反思

"省直管县"已经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大趋势,但是我们并不主张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省直管县。中国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体制并不一定适应中国的具体情况,不应一切西化。政府层级变化是一个自然的发育过程,只可顺势而为,不可强力推行。在"省直管县"改革过程中各省可因地制宜,自主选择;应该注意把握改革的方式、节奏和速度,切忌操之过急,搞一刀切。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与县级财政教育投入——基于贵州县级数据的双重差分估计

西部地区由于省情复杂,一直是"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难点。本文基于贵州省2006-2014年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该省2009年和2013年两次"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对县级财政教育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案例省份的改革有助于提高县级财政教育投入水平,这与试点县对上级转移支付高度依赖,以及改革限制了地级市对上级对县转移支付的截留等因素密切相关。与第一次改革相比,案例省份第二次改革对新增试点县的财政教育投入的正向影响较为微弱。比较两次改革内容和试点县的差异可以发现,第二次改革取消了市对县民生项目财政支出的配套责任,可能对新增试点县财政教育投入造成短期负面影响。未来深化西部地区"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要根据具体市县财政状况因地制宜地设计省内改革方案,对民族自治州县要更为审慎,同时应继续加大中央和省级财政对县域义务教育的财政分担比例。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能否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水平?——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农村义务教育财政角度出发,利用1998-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对"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效果进行实证评估,同时考察"以县为主"和"新机制"集权取向改革的影响。研究表明,分权取向的"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总体上有利于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水平,但幅度有限,对这一结果的分地区稳健性检验显示,东中西部呈现出不同的影响效果。"以县为主"和"新机制"两项改革都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地区检验中也基本呈现出较为稳健的正效应。未来的改革思路是,东部地区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行"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中西部地区在慎重扩大试点范围的同时,加强对农村义务教育等民生类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监管。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地级市面临的问题研究

随着财政上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的日趋成熟,"省直管县"体制的整体综合改革势在必行。地级市作为省县的中间层次,处于改革的焦点位置,利益流出在所难免,影响之大可想而知,这将极大地考验地级市及官员的承受度。因此,地级市应采取积极的态度,端正认识、统一思想,科学调整地级市行政区划,合理定位地级市功能,实现政府职能有效转变,发展地级市中心城市的竞争优势和优势产业,以品质提升中心城市品位,以期在"省直管县"的格局中取得新优势,谋求新发展。

“省直管县”与税收努力——来自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利用中国2000-2014年1795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进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县财省管""扩权强县"和综合的"省直管县"改革对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无论哪一种类型的"省管县"扁平化改革,都对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分地区的检验结果显示,"省管县"改革对基层政府税收努力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其中,所有类型的"省管县"改革都显著促进东部地区县级政府提高税收努力,但却降低了中部和西部地区县级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在探讨上述结果形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一是设计合理的转移支付补助模式,将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程度作为拨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重要依据;二是构建省以下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协调机制,统筹协调各级政府的利益;三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改革模式和进度;四是将财政管理改革与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相结合,构建地方财力与事责的挂钩机制。

“省直管县”的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

"省直管县"的制度实践,不是沿着既定改革路线图的直线演进,而是在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制度变迁。制度转型的曲折性、制度效应的不确定性、制度选择的多样性,共同勾勒出一个复杂的制度生成轨迹。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看,"省直管县"的改革实践,是与制度运作的非对称性相伴而生的。内嵌在旧制度中的强大的制度黏性,使制度变迁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弱化了改革的制度效应,从而未能有效兑现改革的初衷,这是制度变迁的意外后果。如何从法律制度、组织结构、体制创新入手,突破权力平行与行政隶属的科层张力,摆脱名实相悖的体制困境,走出地方政绩锦标赛的怪圈,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成为省县关系重构的重要议题。

我国“省直管县”改革现状评估及进一步改革建议

我国"十二五"期间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取得较好成绩,包括中央和各省市均出台大量的规范性文件涉及改革、深化扩权强县并普遍推行财政上的"省直管县"、不断探索行政上的"省直管县"等。但改革中存在推行进度较慢、改革主要依靠政策文件推行、改革缺乏法律规范、省市政府面临较大的压力和未推进配套改革等问题。"十三五"期间进一步推进改革需要运用法治手段,重构各级政府的关系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改革等。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反功能及其消解

反功能是指不利于体系的适应或调整的可观察到的结果。由于认识上存在误区、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政府职能转型滞后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实践中出现各级政府利益格局和关系复杂化、完整的区域结构和公共服务体系散乱化、垂直管理部门处境定位模糊化、政府部门机构膨胀化等反功能。欲使这些反功能得以消解,需要正确认识和定位省直管县改革属性,最大程度地达成思想上的共识;构建政府间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加快顶层制度整体设计,化解制度冲突;抓住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建设这一关键,抑制机构膨胀。

全域城市化背景下辽宁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现状、难点及对策

本文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在全域城市化背景下辽宁省"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现状、难点,从"省直管县"自身存在的障碍性因素及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可能衍生的问题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共7条。

“省直管县”研究:评述与展望

"省直管县"是洞察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和事关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重大课题。近年来,在城乡统筹加快和城镇化推进的背景下,中央政策文件中数度提及有关"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语词,这也越发引发起了地方政府的改革探索实践。伴随着这一体制改革由试点到逐步推广,学界围绕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日渐丰硕,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与观点进行简要评述,试图从中梳理出一比较清晰的研究脉络,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今后的发展趋向和前景展望,从而为这一体制改革和治理创新向全国推广提供参照样本,以便有助于更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转型。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意义、内容与相关建议

"省直管县"财政改革是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统一规范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的重要制度创新与保障,也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缓解县级财政困难的重大创新举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将为行政上的"省直管县"改革和降成本、提效率创造条件、铺平道路,因此,应认真总结试点经验,积极稳妥地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和行政改革。

论“省直管县”趋向下的省辖市行政管理应对方略

目前,"省直管县"取代"市管县",将成为我国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发展的新趋势。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情况,作为改革开放时期广泛推行且现已运行30余年的市管县、市带县体制,无疑是一次新的洗礼和挑战。怎样应对新形势下这一新的变化,文章认为,适时调整和精简市属机构,合理配置市、区两级政府职能是应对的首要之举;淡化行政管理级别,优化管理层次是应对之关键所在;坚持权责一致,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应对之中心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