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荀子的“礼”论看儒家的人格修塑

荀子作为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以"礼"论作为构建其思想的核心,提倡"礼"的法度精神,"礼"中有"法","法"在"礼"中,强调以"法"的强制约束力来规范人的不善行为,主张"礼"是人性本恶通向人格之美的必由之路。荀子的"礼"论将人们内在的道德修为与外在的法度约束两者巧妙结合,为儒家的人格修塑提供了不一样的进路,彰显出与孔、孟儒家教育的独特之处。其所蕴含的价值意义对当今的人格教育也颇有启发。

孔子、孟子、荀子之“礼”论

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把尊礼看做"正名"的重要手段,并认为"礼"规范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孟子把"礼"与国家的存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主张尊礼时要善于权变;荀子认为"礼"对社会的意义是全方位的,礼是为政的大节,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是人与动物区别的主要标志,同时主张礼法并用。他们三人"礼"论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强调"礼"关乎国家存亡,都主张用"礼"来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思维路径不同,孟子在"礼"论中摆设了"仁政"的前提,而荀子以儒家为宗,同时吸收了法家的营养,以"礼"为纲,以法为纪,主张"礼"法皆用。荀子的思想也许更实用,孟子的思想则富于理想化。但不论怎样,实用的思想自然不会被抛弃,而理想化的思想也没有因为在当时无法实现而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李觏功利思想从人性到“礼”论的内在逻辑

学界对李觏的研究缺乏伦理学的逻辑整理。李觏重视功利的伦理思想,一方面是折中的人性论,在这种人性论中,以绝大多数人——“中人”——作为标准,李觏既承认人性内在的道德属性,又认为人性中有不可否认的功利属性;另一方面,在折中的人性论基础之上,李觏提出了以客观的、公共利益为内容的“礼”来规范人内在的道德与功利属性的观点。总体看来,李觏的功利思想是折中的人性论与客观公共利益为内容的“礼”论的统一。

李觏以“礼”论为基石的书院教育思想

作为对"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均产生过重大理论影响的思想家、书院教育家,李觏充满"庶民"特色的"礼"论以及他以"礼"论为基石的书院教育思想,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学术、政治影响,并且在教育价值取向问题上取得了理论上的突破,使庶民不再是单纯的"被教化者",而在属于自身的教育需求方面有了真实的价值担当。这反映在他与胡瑗关于"民之于礼也"问题的争论当中,这一北宋书院教育史最重要的公案使得李觏与胡瑗以及后世理学家在教育价值取向上的理论分歧更为明显。

孔子重“仁”轻“礼”论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左传》昭公十二年）孔子根据古人所言，曾对学生颜渊说了“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下注篇名）的话。

小学语文口语交际中“礼”文化认同的实施路向与践行要旨

文化自信居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核心素养的首位,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要通过文化自信培养实现“礼”文化对学生的浸润。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中单独设置的口语交际活动对“礼”文化的三个维度(礼节仪式、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均有落实。文化体验学习圈理论为口语交际教学中的“礼”文化认同提供了践行思路。小学语文口语交际教学,首先要深刻认识“文化自信”的统领地位,其次要充分挖掘“礼”文化的多维资源,最后要积极促发“礼”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迁移运用。

统编版高中语文教材中“礼”文化教学策略探究

高中语文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中“礼”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具有深厚的当代价值,是学生必不可少的精神养料。高中语文教学中融入“礼”的相关内容,有助于挖掘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伦理资源,并且加深高中生对于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现实性的理解。教师要把握《课程标准》的整体精神,分析任务群及教材系统,体会教材中作者的思想。学生能够最大限度感受“礼”文化,明确课本中人物对“礼”的展现,着重关注“礼”的文化认同,继而形成优秀的文化品格。

作为“法”的“礼”

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国家权力产生的必然性,也决定了国家必须治之以法。但这只是一种应然和理想,要变为现实须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就我国而论,最初产生的是宗法组织的国家(家国),被这种国家所认可的两种“俗”是“礼”和“刑”。它们分别产生于祭祀上的礼仪和战争中对俘虏的惩罚的习俗。后来也分别适用于上层社会的“士”和下层社会的“庶人”。其本质是“法律化”的“俗”。它们分别为历代所编纂,由此产生“九朝律”“周礼”和“大唐开元礼”。春秋战国时代所发生的“德治”(礼治)和“法(刑)治”之争,正是分别抓住一种“法”而提出的社会治理的两种主张。儒家是“德治”(礼治)的代表,“秦法家”则是“法(刑)治”的代表。汉时两种主张融而为一,德主刑辅,成为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占主流的社会治理的意识形态。这种观念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和繁荣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本文就是想对“礼”和“礼治”论者作一些评析。

中国朝鲜族“礼”文化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中心

朝鲜族“礼”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因子之一。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中心,通过梳理“礼”文化在社会实践、学校教育和乐舞艺术作品三个方面的内容可知,在新时期朝鲜族社会建设中,中国朝鲜族形成了德育为先、诚信为本、崇“礼”尚“乐”、尊老爱幼的民族共同价值观;在学校教育实践中,“礼”影响着区域素质、思政、艺术教育;“礼”文化尽善尽美地融入音乐舞蹈作品中,形成共同体意识,继而传承和发扬朝鲜族“礼”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质朴的“礼”“善”观——傩戏审美文化内涵

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美学,构建了中国传统美学关于仁、礼、天的美学文化内涵,而中国传统的“士”阶层,则是体现儒家美学文化内涵的社会主体。但中国美学文化内涵的构建,不只有文人阶层为主的社会群体,还有以农民、平民为主的社会群体。傩戏作为扎根于普通民众的仪式戏剧,在体现中国美学文化当中的共性元素之外,也因与农民、平民的紧密关联,体现出与其生活实践紧密相关的“礼”“善”审美观。它也许没有那么诗意、那么崇高,但却质朴、真实地体现了中国社会普通群体的为人处世、待客接物的人生审美实践观。

中国优秀传统“礼”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价值研究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历史中积淀与传承下来的,在人的道德伦理、行为模式、思想观念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得以充分体现。“礼”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古至今,“礼”文化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是一种规范、一种道德、也是一种礼仪,发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时代,将中华优秀传统“礼”文化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深挖“礼”文化的内涵意义,有助于促进青年学生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符合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革新大学生思想政治课程教学方法,同时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曾侯乙墓出土乐器组合的礼乐功能再探

本文从八音乐器分类法的视角,探究曾侯乙墓出土乐器中未发现木、土类乐器的原因。由于木类乐器演奏功能的可替代性以及使用场合的局限性等原因,此类乐器可能被金、石、革类乐器所取代;埙和缶是重要的土类乐器,埙是周代重要的礼乐器,墓中未见,其原因未知,值得进一步探索。当乐器组合为了礼制需要而突出其礼器功能时,乐器的原始功能一般会被弱化,反之,突出乐器的原始功能时,其礼器功能亦会被弱化,而该墓乐器组合却能在符合礼制规范的前提下保证其音乐性,具有兼“礼”顾“乐”的特点。

“礼”“巫”文化视阈下土族纳顿仪式中的“庄稼其”乐舞研究

“庄稼其”乐舞是土族纳顿仪式中“面具舞”(傩戏)环节中的第一场,通过歌舞演的表演形式揭示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土族仪式乐舞中“礼”“巫”文化的互融现象。以土族“庄稼其”乐舞为研究对象,重点考察仪式乐舞中“礼”“巫”文化的“异源同流”并交织产生出“礼”“巫”文化的多层叙事,不仅可以探索乐舞中“象”与“意”的美学观照,而且揭示了青海区域多民族共融共生的和合文化思想。特别是“庄稼其”乐舞中表现的“序”与“和”,“同与合”的文化叙事,体现了长幼尊卑的秩序观和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跨文化阐释视角下“礼”的内涵及英译——以“南孔圣地,衢州有礼”为例

《论语》中的核心概念“礼”是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内涵丰富,应用面广。随着时代发展、文化语境的变迁,对“礼”的阐释日趋多元化,相关译介方法多样。跨文化阐释式翻译侧重于对原语文本进行深入解读,并使用目标语读者熟知的文化意象替换或解释译者解读过的原语文本。跨文化阐释视角下从“礼”的源考及释义着手,结合“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城市品牌宣传语,讨论“礼”的内涵及其英译问题,有助于推进中华文化对外传播。

通经致用 以“礼”彰理——王安石政治哲学思想体系论析

为让儒家理论更好地为国家治理服务,王安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综合了黄老、法家之学,建构了自身的“荆公新学”。他吸收董仲舒的天人观,重述仁为天心的仁本观,并由此阐发出其本人的性命观。同时将性命同天道、人道联系起来,剔除汉儒谶纬之说的神秘部分,并将它们当做训导人民向善的工具,于朝野开展其维新之政,重申周礼以达通经致用、以“礼”彰理的目的。

浅析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礼”文化

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礼”和“仁”同处于核心地位。“礼”在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秩序的工具的同时,也发挥着教化功能,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电视剧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艺术形式,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起着引导作用。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蕴含着深厚的“礼”文化思想,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礼”文化的传播有助于创建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形成社会主义文明新风尚。

香囊的社会文化史:基于“礼制”与“民俗”视角的研究

香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从简到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其外形、材料、含义及象征意义均发生了变化。经研究,香囊的形制多样化,制作材料极为丰富,其功能主要由其所含物品决定,如香料和药物可用来辟邪、治病或熏香。从“礼制”角度来看,香囊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是特定阶层的身份象征,随着时间的进展,香囊不再是上层社会的专属,逐渐民间化,相关功能也随之变化,“礼制”象征意义变淡,“民俗”色彩渐显,尤其是作为男女间的信物逐渐盛行。从“礼制”“民俗”视角分析香囊的社会文化史,有助于更多人深入了解香囊文化。

景德镇陶瓷之礼在旅游景观中的设计运用

近年来,社会经济的上升发展推动了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旅游产业由此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而在当前“千城一面”的景观时弊下,城市景观规划建设往往追求模式化和浮华的形式外壳,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塑造置于简单符号化的浮躁氛围中。旅游景观空间品质的提升不仅与独特的自然景观相关,其旅游景点展现的人文特性,地域性,文化性与时代性都是旅游景观重要的人文魅力。因而,旅游景观中文化属性的正确选择与形式的合理应用也成为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该文以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为例,从陶瓷“礼”文化的角度切入,反思现有的景观规划设计与旅游景观规划,探讨陶瓷“礼”文化在旅游景观设计中的应用,提出地域性与文化性的规划理论与设计方法,及提升旅游景区的文化欣赏价值的必要性,为陶瓷礼文化在景观设计中的深入研究提供新思路。

荀子“礼”论的审美意蕴

以往对于荀子美学思想的探讨多是从其“乐”论出发,而对于“礼”论中隐含的审美思想发掘不够。实际上,荀子的“礼”论中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意蕴。首先荀子将“礼”奠基在人的丰富感性基础之上,将生命本身的存在作为价值建构的原点,表现出对于生命存在的关注和尊重;其次荀子认为与“礼”相关的各种仪式活动,是以具体而物化的形式恰当地表现了人存在的各种生命情态,具有一定的审美效果,是对于人类生命情感的美化和装饰;最后“礼”的最终的目标和价值在于通过“行义之美”,构建一个“美善相乐”的理想世界,这个理想世界不仅具有伦理和谐的意味,还具有审美大化的韵味。荀子的“礼”论不仅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设仍具有启发意义。

嵌入“礼”文化思想的中国组织社会资本分析

在过去的20年里,"社会资本"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中使用率较高的重要范畴。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管理学家纷纷使用社会资本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经济管理现象。但是,由于没能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管理系统所依附的"礼"文化思想,许多研究成果未能揭示出组织社会资本产生及其社会网络结构的变化规律的情境化特征。基于此,本文尝试将中国"礼"文化思想嵌入组织社会资本理论之中,构建适合中国情境的"组织社会资本分析框架"。本文试图探索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中,行动者的动机与其社会结构相结合而形成的具体策略,从而揭示行为者目的性的企业管理活动是如何受到当下中国社会结构的约束,又是如何推动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最后,本文运用方太集团的组织案例进行了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