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的“礼治”

清朝是一个重“礼治”的社会 ,礼教、道德规范是清朝法律规范的核心。在清代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不仅受着严密的成文法律规范的约束 ,还受着无形的礼教、道德规范的束缚。就整体而言 ,清代不是一个“法治”社会 ,而是一个“礼治”

荀子“礼治”思想的内蕴及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荀子强调礼的制定、运行、遵守都要合符"道",这是礼治的实质。"礼治"一方面突出仁义和礼义的教化功能,另一方面又突出"礼"的强制性、制度性和规范性,使得"礼"与"法"有机统一,在本质上实现同一。荀子"礼治"思想对我们当下"依法治国"的启示是:其一,礼治思想内蕴着朴素的辩证法,依法治国必须辩证地应用道德和法治,两手都要硬就是中国特色的"礼治";其二,抽取了道德的法规是徒劳的,而缺乏对法律的信仰的法规是僵化的教条;其三,用"礼治"收拾"人心"、"道心",用"法治"引领社会的价值观导向;其四,创造性转化荀子的礼治思想必须放在现代性视域中加以反思批判,在双向展开中继承和弘扬荀子的礼治思想精髓。

貌离而神合:中国传统“礼治”与西方近代“法治”在法学价值上的契合

“礼治”是自西汉武帝之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强调“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和“礼法并用”。在一定程度上,“礼治”表现出尊重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生命的人文主义特征和某种近代刑法原则的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开明君主时期的“礼治”,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法治”。“法治”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起到了缓和社会矛盾、减轻民众痛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的积极作用,而且因自身治国理政和刑制的独特优势在人类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及其启示

先秦儒家以周“礼”思想为源泉提出了“礼治”思想。“礼治”思想主要概括为“亲亲”“尊尊”、“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孝忠”思想和“礼法互补,综合为治”等,其根本目的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我们应该正确评价先秦儒家法律思想中的“礼治”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孔予：“礼治”遭遇“无道”——从《季氏将伐颛臾》看孔子的无奈

《季氏将伐颛臾》中孔子借“季氏将伐颛臾”一事一针见血地道破季氏的野心：“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一语中的地指出“僭越”是天下大乱的根源。通过分析探讨，学生对孔子“礼治”的治国主张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在孔子看来。伦理道德是家庭和社会得以维系安定和发展的根本，

论“法治”建设中的“德治”与“人治”、“礼治”的关系

“以德治国”的提出 ,引发了人们对“法治”建设中的“德治”与历史上的“人治”、“礼治”关系的思考。本文将从当今“德治”与古代“礼治”二者的区别来阐释“以德治国”并非是提倡“人治” ,而是“法治”建设中一项富有弹性 。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儒家“礼治”思想的传承与超越

儒家“礼治”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敬民”“尚仁”“贵和”是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内在地传承了儒家以民为本、以仁为怀、以和为“魂”的“礼治”思想。中国共产党从儒家“礼治”思想汲取智慧养料的同时,又用现代性的观念赋予了新的时代意涵。具体表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儒家“礼治”思想中有关“敬民”的对象范围、“尚仁”的取舍之法以及“贵和”的践行之道。

荀子“礼治”思想对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立的启示

在经济快速发展、个人债务增多的高风险时代,个人破产制度可为参与经济生活提供法律保障。虽然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但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时机日渐成熟。荀子"礼治"思想对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确立可提供价值论证:个人破产制度以"明分"实现分配公平,以"援法入礼"体现法律正义,以"治世"促进国家善治。

论古代“礼治”文化与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以山西省绛县、夏县、长子三地留存村规民约古碑为例

"礼治"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无治而治"与"为仁由己"的文化传统及其重要表现形式——古代村规民约,作为"礼治"文化系统的重要元素,对维护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家治理背景下,要求我们深刻把握村规民约中所蕴含的"礼治"文化内涵,在中国公安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彰显"民生"为本的公安治理理念,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公安治理体系,推进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儒家“礼治”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从汉代“以礼入法”思考

儒家思想长期贯穿于中国古代传统法律之中,其中,"礼治"思想对法律的主导作用尤为突出,自汉代"引礼入法"、"礼法调和"之后,"礼法合一"、"德刑并用"的原则影响到历朝历代的立法与司法活动。礼制成为了法律制定与执行的指导原则,法律也成为了维护纲常礼教、伦理道德的工具。

论“礼治”的当代意义

礼治，被混同于旧礼教，在倡导新文化而同旧礼教决裂时，一并被抛弃，差不多已经一个世纪了。在谋求建立近代法治国家时，德治、礼治，都曾被当成和法治截然不相容的东西，而遭到全盘否定。其实，这既是对德治与礼治的误解，也是对法治的误解。要了解礼治的当代意义，必须正确认识礼与礼治的根本性质，正确认识礼治与德治、礼治与法洽的内在联系，正确认识礼和礼治在维系当代各伦理性实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礼治”背景下的中华“软法”

20世纪末，欧洲法学界提出“软法（Soft Law）”的概念，认为是可以补充“硬法”（国家法）之不足而存在于民间的某些规范。近年，罗豪才先生将“软法”概念引入当代中国的公共治理领域，倡言“在建设法治国家特别是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法治的实现既要依靠国家来推动，更要夯实社会共同体自律互律的基础，依靠多样化的法律规范来保证社会既有序发展、又充满活力”，读之令人耳目一新。迄今为止，有关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法学界，尚未引起史学界的关注。本文试图将“软法”放到中国传统“礼治”的背景下来观察，借此探讨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

荀况的"礼治"理财思想

“礼治”是苟况国家治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苟况理财思想的主要特征。苟况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苟子·修身》)。因此，治理国家、为国理财，必须从“礼治”开始，“礼义者，治之始也”(《苟子·王制》)。

儒家“礼乐刑政”和谐治国方略及其启示

儒家"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方略,为我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礼治"、"乐治"、"刑治"和"政治"各具特色,蕴含着丰富的和谐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道德、文化艺术、法律及行政管理等方面建设的具体经验。"综合为治"则彰显四大方略融通并举,共促和谐治世之效,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借鉴意义。

论"礼治"对社会稳定的调节作用

我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礼治"作为有效的社会调节系统,在"德治"与"法治"之间起着桥和纽带作用。"礼治"的方法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伦关系规范,完备了各种礼节礼仪,保证了社会的稳定。我国目前处在改革开放时期,社会正在经历着一场大的变革,在落实"以德治国"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软硬两套调节系统外,还应有一套介于两者之间的中性调节系统,儒家"礼治"观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便是一种很好的系统。

从“礼治”到“法治”?

本文在考察中国明清时代的社会情态的基础上审视了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系列概念,认为,由于中国社会情态的复杂性,简单地用自由民主一类价值去衡量中国传统社会存在认识上的危险。我们应当重新检讨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重新看待和评估今天仍然备受压制的各种民间知识形态,检讨和调整我们对待历史传统和民间社会的立场和态度。

曾国藩的礼治思想

文弱书生曾国藩能够领军打败粗犷的农民起义军,固有太平天国内部的原因,“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之”,也有曾国藩及其湘军在政治、军事以至人事等方面的致胜之道。剖析这些致胜之道,洞察它的本质,可以以史为鉴。 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涉及中国近代史上这一重大事件的历史经验的众多方面,只能谈谈曾氏的政治思想,而且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