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社派的三重逻辑:范式、社序及文艺观——以豫章社为中心

中国古代文学流派多以体建派,至明万历以后则因文社纷呈而以社建派,形成独特的区域地理“社—派”形态。其中以陈际泰、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为领袖的江西豫章社堪称典范。豫章社因被《明史》《四库全书总目》推崇而享誉文坛,自民国以来被文学史著纳入体例,形成与复社、几社三社鼎立格局。“陈、艾、章、罗”四子联合豫章各地文社,组建社盟联体,以文学尊唐思想树帜豫章,震动海内,成为江西最大的文学社派。这种新的“社—派”建构方式为文学流派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特别是豫章四子为明末众多文社写有大量社序,记录社派组织形态、宗旨与活动,阐发文学理念,探讨文章技法,制定衡文标准,推崇雅正文风,在明末公安、竟陵两派把文坛引向师心自恣、学无根柢的弊端下,与钱谦益互相应和,排诋七子,痛斥公安、竟陵,与复社、几社形成明末文坛三大地域文学流派,意义重大,不可小觑。

古代文学派别范式衍变与理论体系重构

早期文学派别范式依附于文学史著而呈现类例不分、杂纯相糅等特征,治文学史者又从刘勰的“体—派”范式、锺嵘的“类例”划分、严羽的“统系、盟主、风格”三要素等传统诗学思想中汲取资源。深受五四新文化熏陶的学者尝试以现代“群—派”“社—派”范式贯串文学史上的各种派别现象,形成“体—派”“群—派”“社—派”范式互鉴交融的局面。中国古代文学派别理论体系的重构,需要汲取以基层写作为中心的“社—派”经验,结合“以史为纲”的时间维度和“一点多线”的地域维度,统筹“社—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