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中心论的范式特质与多重进路——以国家中心论为比较对象

理论范式作为解释社会政治事实时所形成的框架结构,其理论范畴集中体现着社会科学的抽象性,其因果机制凸显了解释进路的多重可能性。社会中心论和国家中心论分别以"社会"和"国家"为理论内核来探究社会事实中的因果关联,开放出"由社会解释国家"和"由国家解释社会"两种相互对应的知识进路。在国家中心论的视域中,政治多元主义、结构—功能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范式都呈现出"以社会为中心"的范式特质,在多重分析进路背后具有共同的理论逻辑。社会中心论的范式身份在与"国家中心论"比照中得以确立。以此为范例分析不同范式的差异和同一范式之多重进路,能够使我们形成理论范式的认知自觉,从而更好地理解既有的理论,进而创生出新的知识。

大学“社会中心论”思辨——兼论话语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关系

大学社会中心论的阐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领袖论,二是万能论,三是话语权论。这三种阐释目前都不能全面地体现大学的社会中心地位。在承认大学社会中心论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它给大学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在对“大学社会中心论”思辨的基础上,认为是否拥有话语权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人民中心论思想的渊源与创新

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和精神内核,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论指引,其与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共同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本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研究主题、研究内容、理论体系和发展理念等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创新,集中回答了新时期"为什么人,依靠什么人实现发展""为什么要坚持公有制"以及"为什么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这三大根本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严肃回答,即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价值所在。

主要矛盾的文化向度与社会转型战略思考——从经济的文化产业中心论到社会的文化中心论

中国三十多年来着重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物质需要与落后的物质生产之间的矛盾,今后应转移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与落后的文化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通过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带动经济和其他各方面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生产力不只是物质生产力,还必须包括"文化生产力"。文化是经济和整个社会健康、全面、和谐发展的火车头。"文化中心论"有其理论、史实和现实的依据,在当今中国有其必要性、迫切性和合理性。以文化建设为中心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有益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社会转型需要经过一个过渡环节,即经济领域向"文化产业中心"转移或集中,进而逐步过渡到以文化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模式,构建文化化、知识型的和谐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必须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大学“社会中心论”思辨——兼论话语权与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关系

大学社会中心论的阐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领袖论 ,二是万能论 ,三是话语权论。而这三种阐释目前都不能全面地体现大学的社会中心地位。在承认大学社会中心论的同时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它给大学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否拥有话语权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前提和基础。论述了政府、社会和大学对大学拥有话语权的责任和作用。

由“西方中心论”到“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的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坚持"西方中心论",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方取得胜利,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东方具有导向和帮助的作用,东方只有在西方胜利后才能获得胜利。十月革命时期列宁坚持了他们的思想。苏俄国内战争胜利之后,列宁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东方社会主义战略。他认为,在没有西方国家的"榜样"作用和帮助的情况下,东方经济落后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传媒低俗化:受众中心论下媒体对受众的迎合与误读

当前，传媒低俗化现象已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部分媒体热衷于追逐“黄、赌、毒”，“星、性、腥”的低俗内容。而且，一些媒体从业者认为从满足受众的角度出发，迎合受众的需求，低俗内容也只不过是“受众中心论”下的合理产物。本文从媒体的角度出发，梳理传媒低俗化的现状，探究传媒低俗化的深层次原因。

习近平“人民中心论”的理论形态与时代实践

习近平"人民中心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应用发展的理论形态,也是实践唯物主义扎根中国大地的实践形态,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包含着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人民主体的动力机制、以人民为师的工作方法和为人民发展的目标追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人民中心论"最具时代性的实践表达。

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中的归约问题——“欧洲中心论”批判

“史学归约”是现代历史哲学的一个术语,特指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一般知识(知识性史学归约)和提出的具有普遍性或声称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观点、原理(理论性史学归约)。近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在这方面的一大特点,是大量借用源自西欧的概念、观点和原理(许多带有“欧州中心论”的色彩)。中国史研究要想有所前进,仅仅诉诸于史实的详尽准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重新评价——补充、修正乃至推翻旧归约,建立新的更科学的归约。鉴于中国史研究中大量归约的上述外来性,对归约的重新评价顺理成章地要从了解近现代以来外国(主要是欧洲、北美)思想和史学对我国史学的影响开始。

史学框架与史学求真的限度——兼论西方中心论到中国中心论的史学转向

史学求真，并非什么新话题，时下一些史学家谈论史学求真，大多是针对弄虚作假的学风。实际上，学术研究本身就是求真。若历史学家说历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乃至物理学、化学就不是求真的学问了？时下史学求真及史学分析框架又有检讨的必要，检讨本身也反映时代变迁。史学分析框架是探索历史真知的重要工具，完善的史学分析框架有利于研究者在有限的时空内把握历史的主脉。

超越“西方革命中心论”的历史与逻辑--从马克思、卢森堡到列宁

马克思在强调东方社会被纳入世界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充分认识到了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和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体现的能动性。在马克思身后,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分别在其帝国主义理论中系统探讨了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由于卢森堡过高估计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同质化水平,导致其只看到了东方社会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必然性,而看不到东方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而列宁则在分析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的过程中,建构出了一幅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与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全新的革命图景,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全新的政治地理框架,从而超越了“西方革命中心论”。

财务管理中心论

“企业管理以财务管理为中心”是我国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由企业提出来的,它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是当代企业管理模式的一个新课题。本文论述了财务管理中心的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比较理论。

“受者中心论”负面效应评析

从“传者中心”论到“受者中心”论是传播理论的发展,它提升了受众的传播地位,消解了传者的独霸,促进了媒介的发展;但物极必反,“受众中心论”的理论在商业化背景中正被演变为“受众决定论”,其表现特征是:媒介追逐着受众,迎合受众,讨好受众,因此,随之而来的是媒介社会责任和功能的衰减,媒介主体意识的弱化,媒介内容的泛化和庸俗,品位与格调的低下等负面消极影响的连锁反应。媒介应正确处理好两个效益的关系,在坚持“社会效益”,发挥其社会责任和功能的前提下,最大化地满足受众需求,从而实现媒介的“经济效益”。

文化的历史性波动——兼评“西方文化中心论”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中意识觉醒和自觉意识不断提高的产物。其在地球上不同地区的发源和发展是日趋丰富、多样和不平衡的。在不同历史时代,代表优势文化的“波峰”转移呈现出很生动而发人深思的“历史长波”。这个过程在人类文明史上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运动、发展阶段。

哥白尼:颠覆“地球中心论”

欧洲近代社会的发展以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先导，新的科学观为社会变革与时代进步提供了与以往不同的思想认知、宽广视野和全新方法。在人的认识论、世界观中，对宇宙的体认、对人在宇宙中之位置的构想占有重要地位。

农村家庭生活的儿童中心论

近60年来中国的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使农村家庭一直处于形变的过程之中。在传统中国社会,传宗接代构成了中国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它既体现了人的个体性价值,也是家庭及婚姻组织的基本原则。传统家庭重视的是父子主轴的纵向关系,强调的是子代对父代权威的遵从。在传统农业社会中,

政党中心论视域下当代中国国家能力的建构

国家能力是理解中国奇迹的关键要素,而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源于何处却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基于社会中心主义或国家中心主义范式的“战争驱动学说”和“初始禀赋学说”淡化了作为能动行为体的政党的独特作用,难以完全适用于中国情境。作为公共领导力的现实载体,政党不仅是整合国家意志和社会诉求的组织纽带,而且是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行动者,并成为后发国家能力建构不可忽视的力量。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从制度和实践层面重塑了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其所固有的人民性、使命性和适应性构成了国家能力建构的合力之基、动力之本和活力之源。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应继续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以党的建设为引领、以国家能力建设为依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路径。

以“人民中心论”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全党必须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