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广州市的调查

一、前言 “星光之家”计划是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的简称，是民政部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社会服务需求，为建构当代中国的社区福利服务体系并推进城市社区建设为目的而策划并倡导，由全国地方各级民政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具体组织并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的社区社会福利服务改革。

全民健身计划视域下社区体育舞蹈对老年群体服务功能实施路径分析

随着《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的颁布与实施,体育活动已成为推动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内容。本文旨在探讨全民健身视域下社区体育舞蹈对老年群体服务功能实施路径,以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促进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分析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性以及体育舞蹈的功能、特征、作用和问题,并提出一系列实施路径,希望这些路径实施为推动社区体育舞蹈提供参考。

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省民政厅拟定的《陕西省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实施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市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西安市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第一条为加强对我市"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以下简称’星光计划")项目的管理,充分发挥其服务于社区老年人的功能,制定本办法。第二条’星光计划"项目是指由民政部门发行福利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提洪资金,各级财政投入。

福利多元视角下构建社区老年照护服务体系的思考

提出基于福利多元主义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共同参与的关注老龄全程生命周期的照护模式,即从政府、市场、社会、家庭及个人等多维度筹集资金、多主体协作分类提供老年基础照护、特色照护和智慧化助老服务项目,建设和完善照护服务质量保障体系,以社区为基础为不同层次的老人提供分级照护服务。旨在促进老年照护服务受众面、服务内容和质量提升、社区及居家助老服务增效,更好地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从机构照顾到社区居家养老看我国老年福利服务政策的转变

机构照顾是我国老年福利服务的传统方式,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压力,养老机构面临着总量不足与床位利用率低的双重矛盾,机构照顾陷入了困境。社区居家养老以家庭为核心,以社区为依托,通过社会网络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兼具家庭养老与机构照顾的优点,它的优势日益凸显,成为老年福利服务的一种新模式。从机构照顾到社区居家照顾彰显我国老年福利服务政策在政策目标、政府责任、照顾内容与服务方式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星光计划”:作为一项老年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效果评析

为了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及更好地满足老年居民的需求,自2001-2004年间,民政部在全国推行了“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旨在依托社区,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多种福利服务。论文将以系列政策文本为基础,结合对J市“星光老年之家”运行情况的跟踪调查及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资料,简要回顾“星光计划”的政策背景、政策目标和政策实施效果,并重点分析其政策实施困境,进而提出几点看法。

社区照顾:西方国家老年福利服务的选择

社会福利服务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制度和满足人们需求、提高生活质量的手段,主要用以解决人们的各种日常社会生活问题,特别有助于弱势群体的社会生活问题的解决及其特殊需要的满足。20世纪70年代后的西方各国,在人口老龄化以及普遍的经济衰退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支出控制成为了政府的主要议题。原来由国家承担的老年福利服务也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作为其中的一个解决手段,社区照顾成为了西方各国老年福利服务的必然选择。

“星光计划”运行的实践与思考——以社会福利社区化为视角

星光老年之家”的产生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对当前我国社会迅速而深刻变迁的一种积极回应。“石家庄模式”与“世昌里模式”在管理、运营机制上各具特色,但不乏共性,正是这些共同点的存在使得这两种运行模式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星光计划”中,街道以上各级政府部门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街道、社区居委会及社区老年协会等非营利组织扮演服务推行者的角色,而社区老年群体作为该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是社区老年福利服务的利用、购买主体,其参与意识仍待强化。

农村社区老年福利服务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

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凸显已经表明农村社区福利服务体系的构建需要进一步探讨解决。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由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问题有待进一步打破，国家政策已经大量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流人城市，以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但是，在转移劳动力的同时，农村人口结构正发生变化，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推动农村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时，需要考虑如何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施卫东 加快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智慧化服务体系建设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江苏省委会副主委、南通大学教授施卫东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加快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智慧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提案》,具体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首先,鼓励智慧化养老产业发展,扩大老龄群体覆盖面。“政府要积极探索救助型政策向福利型政策转变,通过与市场主体及第三方组织的合作,确保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智慧化覆盖到所有老年群体并落到实处。”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城乡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考察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城乡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积极提升效应,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差异的贡献率达到9.16%,且这种提升效应呈现“锦上添花”的特征。第二,不同种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存在差异,社交休闲型设施最显著,生存安全型设施次之,自我提升型设施最小。第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改善对较不发达地区和年长老年群体带来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会更加明显,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弱化生存安全型设施的提升效应而强化自我提升型设施,年龄的增长则使提升效应来源逐渐聚焦于社交休闲型设施的完善。第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以通过改善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提升其主观福利,并且前者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患者频繁就诊行为影响因素的质性研究

背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人的频繁就诊行为较为普遍,占用了较多的医疗资源。目的了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患者频繁就诊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方法2018年5月通过目的性抽样和信息饱和原则抽取20例在上海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有3年持续频繁就诊行为(3年内就诊次数均在前10%)的老年患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提纲的制定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为依据,主要包括认知测量、态度测量、主观规范测量、知觉行为控制测量及对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意见或建议。根据访谈结果,探析老年人群频繁就诊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18例患者对自己的频繁就诊行为不自知。9例对频繁就诊有具体定义,55.6%(5/9)患者定义每月就诊≥3次为频繁就诊患者。90.0%(18/20)患者认为频繁就诊行为对自己的生活或健康无不良影响,60.0%(12/20)患者认为频繁就诊能够获得一定的心理安慰,50.0%(10/20)患者提及频繁就诊对于控制及改善病情有一定的帮助。签约政策(70.0%,14/20)、家人支持(45.0%,9/20)、他人行为(15.0%,3/20)均可影响到患者的频繁就诊行为。慢性疾病(100.0%,20/20)、社区医院的便捷性(90.0%,18/20)、医患关系较好(90.0%,18/20)、对自身健康的关心(60.0%,12/20)、急性病症(45.0%,9/20)、自觉健康状况不佳(30.0%,6/20)等均会促使患者的就诊行为,而行动不便(20.0%,4/20)、经济原因(10.0%,2/20)、家中琐事(10.0%,2/20)等原因会限制患者的就诊频次。结论老年患者的频繁就诊行为受较多因素影响,需要全科医师对患者的疾病、心理、社会等多方面进行关注并解决其真实需求。

美国老年社区服务就业计划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老年社区服务就业计划是对于失业和不充分就业者,且在经济上处于不利境况,收入等于或低于联邦贫困线的55岁以上老年人的职业培训和就业计划,是美国劳工部重要的成年人培训就业计划之一,目前唯一的专门针对老年人培训需要的联邦计划。计划通过提供暂时的社区服务工作派遣获得经验和培训,提高老年人的就业技能,特别是参加计划的老年人获得在计划之外找到工作所必须的技能,来促进其找到非补贴工作的计划。通过实施计划,为老年人提供没有被解雇、下岗的恐惧并在其选择的领域中获得工作经验和培训的机会,使老年人能够最终过渡到非政府补贴的岗位中去。计划的目标就是为了帮助老人自强自立。

城市老年人社区福利服务模式改革:回顾与前瞻

一、社会福利模式以及模式改革 社会福利模式是特定社会历史形态下特定国家对民生问题解决方式的政治选择。其核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各自在福利制度中承担什么责任。按照各国的答案，威伦斯基和莱博把社会福利区分为“剩余型”和“制度型”两类（黄黎若莲，1994）。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国社区服务暖心工程” 把社区打造成老年人温馨的“大”家

“感谢暖心工程社区服务站!感谢社区!在我最无助的时候帮助了我,使我有了安身之地,为我解决了大困难,真是太感谢了!”家住黑龙江省哈尔滨道里区新华街道乡政社区平房管辖区域车站街179号的独居老人林长宝,日前握着社区服务站站长的手眼含热泪激动地说。

试点区域中老年人参与“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以武汉市"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5个典型示范性社区所调研的数据为基础,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老年人参与"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在当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但老年人参与意愿较高。影响老年人参与"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行为态度中"对O2O生活照料服务感兴趣的程度"、主观规范中"社区街坊邻居对自己的影响程度"以及"当地政府的支持对自己的影响程度"都对老年人参与"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意愿产生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变量的影响皆不显著。为此,应进一步夯实生活照料服务等基础性养老服务工作,营造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氛围,加大政府对"互联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支持力度。

行动者间的割裂与内城社区福利治理困境——基于广州市h街区长者福利服务体系的考察

老龄化背景下社区福利治理以长者服务为重要内容和手段。以广州市h街社区长者服务体系为观察案例,从微观行动者及其互动层面探讨内城区社区福利的治理状况,发现街区的长者服务体系未达预期的福利治理效果,其深层原因在于街居层面福利体系所涉及的各行动主体间处于割裂状态,未能有效整合成一体化机制来实现“1+1>2”的效应。未来需加强社区公共性平台的建设,推动嵌入式养老服务的体制机制设计,破解主体间的割裂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