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江南俗信——兼论蒲松龄“神道设教”的创作理念

《聊斋志异》素以写鬼写狐见长,不仅山东鬼狐神仙等民间信仰成为《聊斋志异》艺术化的表现素材,江南五通神、青蛙神、齐天大圣等民间信仰也同样成为《聊斋志异》素材来源。《聊斋志异》关于五通神、青蛙神及齐天大圣的三篇作品体现出了蒲松龄对“神道”的不同态度,为“神道设教”作出了新颖独到的诠释。

《水浒传》宋江“神道设教”故事嬗变考论

《水浒传》中宋江神道设教的故事是以早期话本《大宋宣和遗事》为基础 ,以历史上宋真宗神道设教的故事为原型而敷衍成篇的 ;宋江神道设教的动机初则为神异自己、慑服众人、架空晁盖 。

论孔子生死鬼神观与“神道设教”的人文意蕴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的集大成者和重要标志,其生死鬼神观念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这一重大思想文化转型。孔子注重现实人生,追求现世有限生命的不朽与永恒,这与崇信彼岸世界、重视寻求来世归宿的宗教信仰有着截然的不同。但孔子豁达与超然的充满人文理性精神的生死观念并没有顺理成章地导向其对鬼神的明确否定,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神道设教"。孔子的"神道设教"不是在天命鬼神支配、主宰下所推行的教化方式,而是一种尊重、导引民众鬼神信仰的现实、理智而高明的导民化民策略,是一种独具特色的人文教化。

周代历史理性崛起的文化前提

中华民族历史理性的崛起发端于周代。历史理性之所以在周代崛起,除了统治者提倡的因素之外,还有两个文化因素为之奠定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一是人文色彩浓厚的"神道设教":在周代披着宗教神学外衣的"神道设教"除了向世人灌输的迷信观念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将大量有功于民的历史人物列入祀谱,以推行教化,它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种继往开来的历史理性。二是周人对典策的高度重视:周代典策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历史知识和政治管理经验,它在周代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举凡重大事件,统治者必定向历史典策中寻找依据。典策在当作行政运作的依据的同时同样培养着周人的历史理性。

“以神道设教”的政治伦理信仰与民间儒教

本文认为"民间儒教"是"神道设教"的传统在现代生活中的体现,并对此概念及其内涵进行讨论。从杨庆垄提出的以"神道设教"为特征的"政治伦理信仰"特征类型入手,指出"以神道设教"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发展出一套机制,将儒家的道德精神、礼仪规范与民间最为活跃的宗教行为相结合,使"民间儒教"成为可能,并在现代社会中体现为渗透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宗教现象。

“神道設教”在中國傳統社會管理中的歷史作用——以萬壽宫廟會許真君信仰爲例

“神道設教”在我國古代具有悠久的歷史,江西古代的萬壽宫廟會許真君信仰就是其中之一。“神道設教”的形成,對民衆的精神信仰、道德教化和社會有效治理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古代國家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和民衆安定生活的重要手段。維護國家的社會和諧穩定是國家社會治理的重要目標,“神道設教”在此方面曾經起到過獨特作用。借鑒古代社會管理的經驗和教訓,對於我們當前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具有一定的歷史諮鑒作用。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寓意与足太阳经功能相关理论渊源初探

仰韶文化人面鱼纹之"人面鱼身"寓意与《黄帝内经》对足太阳经功能的相关论述存在着渊源。如彩陶鱼纹中直线三角形是"力量"的寓意,而彩陶盆人面头顶的发髻也呈三角形,这与肾主发、"肾为作强之官"理论相符;彩陶盆"人面鱼身"恰好沿足太阳循行路线下潜,而"人面鱼身"象征的"后稷"图腾崇拜到周代演变为了农历寅月祭祀"后稷"的神道设教形式,这正符合《素问·脉解》的"正月太阳寅"及《素问·阴阳类论》之"三阳为父"等有关足太阳经功能的论述;古代船舵的发明源于对鱼尾鳍功能的模仿,而膀胱之"膀"字同"方",有船桨之意,船桨可正"四方",故"方"又引申为与中央政权相对应的藩镇"方国",这与《黄帝内经》所述"膀胱为州都之官"及"三阳为表"理论内涵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