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与科学方法之间:历史政治学如何走向未来?

如何处理中国的历史经验与一般的社会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历史政治学研究的质量乃至未来,也是所有“历史转向”的社会科学学科都需要解决的普遍难题。根据是否运用历史学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可以尝试对目前所有以历史为导向的政治学研究路径进行归类和分析。而未来处理好历史经验与科学方法关系的历史政治学,需要在逻辑基础、文献积累、问题意识、史料运用和比较方法五个层面做出改变。这一“宽视野,窄标准”的进路,既有利于借助和运用国内外学界积累的丰厚资源,也有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历史上积累的实践经验,最终发展出普遍而坚实的理论。

科学研究方法与治学谈

科学研究重在创新 所谓科学研究,广义地说,就是创造知识和综合整理知识的工作,在科学技术的现有水平上前进一步。因此,科学研究必须以取得新的结果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这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新的结果可能是新的发现、新的理论，或是新的方法、新的工艺；也可能是一种新材料，或是一个新的器件，等等。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情结——兼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起因

自然科学的发展总以某种形式体现在科学研究的方法中。自古以来,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总在自觉不自觉地借用和模仿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概念,政治学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在美国迅速崛起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其方法论特色之一就是提倡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主张政治学研究的纯科学化。自然科学方法与政治学研究的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学的缺陷,同时又带来了政治学研究新的困惑。

自然科学与政治学方法论的演进

自然科学的发展与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并使政治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的形成是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在政治学研究领域运用的必然结果。但行为主义政治学全盘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使其走向了新的形而上学。要使政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关键在于确立真正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量化研究方法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与挑战

探讨了量化研究方法在政治学比较研究中的应用,着重于该学科向科学化方向发展的过程。阐释了量化研究方法如何在方法论范式和理论范式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及它在解释政治现象方面的重要性。提出实证主义和经验分析是量化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征,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局限性,特别是在比较研究中。通过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以及引入质性比较研究,可以弥补这些局限性。本研究的目标是寻找一种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能够更全面、准确地解读政治现象。

从政治学到政治科学——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难题与范式转换

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难题是学科界限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根本矛盾是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冲突。要解决这一难题和矛盾,中国政治学必须实现研究范式的转换,从注重人文因素的政治学转向注重科学因素的政治科学。就其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应当从"准官方代言人"转向"独立学术人",从注重于对法律、政策的注解转向质询,减少政治学研究的"过重启蒙倾向",增加"民间性"和"冷漠性"。就其在政治人共同体中的地位而言,应当从"点缀性"、"修养性"转向"首要性"、"必需性"。就其研究方法而言,应当从"模糊性"、"随意性"转向"严格性"、"严肃性",从注重理论转向注重实践。

政治学研究方法的悖论——兼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启示及教训

行为主义政治学在20世纪中期的兴衰,反映了政治学研究方法内在的矛盾性、特殊性和复杂性,这集中体现为研究对象和研究主体之间的矛盾、研究目的与研究手段之间的矛盾、科学方法与意识形态之间的两难关系。为此,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必须正确处理好这几对矛盾关系。这种新的方法论,应该是多元的、开放的。就其理论主张而言,它既强调政治学研究的政治性,又强调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既能客观反映现实政治生活,又能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

政治学方法论研究内容简析

人们在政治学研究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然而却很少思考方法本身,如哪些是适用于政治学研究的方法,方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方法运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关于方法与方法论的范畴与理论,方法与政治学理论的关系等,尽管方法的意义和价值似乎众所周知。然而,要使政治学不仅仅停留在模拟的水平上,而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减少盲目性、随意性、非科学性,构建起创造性的科学体系,政治学方法论将不能不成为理论研究的又一重要领域。为此,本文不揣浅陋就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作一粗浅分析,以引起学界同仁的兴趣和重视。

论比较政治学的定量研究方法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定量研究方法主要以国家为研究对象,通过运用数学方法,以政治现象的测量指标为数据来源,并从具体数据中抽象出规律或检验研究假设。比较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常包含四种基本处理技巧和七个操作步骤。其具体方法主要包括个案研究、小样本案例集中比较、真伪对照分析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方法的思维逻辑来自于科学哲学中的实证主义。在检验三原则的影响下,比较政治学中的定量研究出现了三种研究学派的分野,即数量描述型定量研究、认知解释型定量研究和假设验证型定量研究。定量研究方法的研究者们难以消弭上述学派间的内部争论并不断与质性研究方法研究者们进行争辩。此种方法论的讨论一方面促使定量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新的混合研究方法的出现。

行为主义政治学方法论之再检讨

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二战后崛起于美国的主流政治学派 ,它以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相标榜 ,倡导了政治学的方法论革命 ,推动了政治科学的迅速发展。但它反价值、反目的的倾向 ,也遭到了其他流派的猛烈批判 ,并最终被扬弃 ,走向后行为主义。行为主义政治学的迅速崛起与衰落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不同于传统政治学的方法论 ,并牵涉了科学主义与意识形态、目的与方法等等带有哲学意义的问题 。

青年毛泽东的治学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学识宏富的杰出学者。早在求学时代，毛泽东就以惊人的毅办顽强地追求真理，探索知识。钻研治学方法。今天在向现代科学文化进军的过程中，学习青年毛泽东的治学方法对我们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广大青年仍然很有教益。

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待续)

什么是治学,什么是学者和学者应具备的特殊素质。治学态度的第一条是独立思考,决不盲从,只服从真理;治学态度的基本点是"求真";为了求真,切莫文过饰非,要务实,要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异化。方法是什么,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根本方法,掌握16条诸方法,做个不断追求的人。

谈胡适的科学方法

以门捷列夫发明的化学元素周期表等为例,说明早年胡适所提"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实证"三阶段科学方法的正确性。但简化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则易招致误解。他后来说的"勤、谨、和、缓"也是符合上述的科学方法与正确态度。笔者讨论了一些与他人的不同见解。

历史研究中的科学鉴赏力与求实精神——从《东方民族主义思潮》看彭树智先生的治学方法

彭树智先生借鉴自然科学家的说法将"科学鉴赏力"概念引入史学领域,并具体阐述了"科学鉴赏力"在确定研究方向和研究课题方面的重要意义。本文以《东方民族主义思潮》一书为例来分析彭先生的治学方法,认为他凭借"科学鉴赏力"确定了东方民族主义这一具有开拓价值的研究课题,而求实精神则促使该课题形成一系列扎实有据的学术新见解,两者的结合推动着该课题进入了思路开阔、立意高远的研究境界。

竺可桢的治学之道

作为中国第一代现代自然科学家的杰出代表,竺可桢在填补中国自然科学领域众多空白与攀登世界科学高峰的同时,还展示了独特的科学风范:怀国系民,自由探索;敏于国需,先导研究;严谨务实,执着求是;文理相融,交叉创新;至老犹创,耄耊造极。上述风范凝聚了高尚的价值、治学的方法、研究的方略、科学的精神,中西兼得、古今相融、科哲并用,为中国科学界树立了不朽的治学风范。

胡适的“科学方法论”刍议

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论:“胡适思想中有一种非常明显的化约论〈reductionism〉的倾向,他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他所重视的永远是一家或一派学术、思想背后的方法、态度和精神,而不是其实际内容。”[1]由此可见,方法论在胡适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胡适的“科学方法论”思想正是其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论政治学方法论的技术哲学转向

从学科属性角度看,政治学方法论既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也是一个哲学方法论问题,随着19世纪末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推动近代哲学研究开启了技术哲学时代。在技术哲学范式体系中,其理论价值不仅在于技术本身成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更为重要的是技术能够通过其“解释性”和“实践性”功能,实现相较于传统哲学认识方法更加能动和理性的作用。受上述思想发展影响,技术哲学的系统化、理性化思维不断融入政治学科方法论体系中,从而形成政治学方法论的技术哲学转向趋势。对于这种“转向”过程的解读,需要从学科发展历史的角度分析在几次工业革命技术跃迁中政治学研究相对应的机械体、生物体和算法体等“隐喻”形态的阶段特征和相互关系。同时,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体现在如何看待技术体系中模型化、系统化、计算化方法对政治学范式体系构建的影响和意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体系表征性、解释性与试验性功能对政治学研究方法创新发展的引导价值。因此,开展相关问题研究,不仅能够对技术哲学体系下政治学分析范式、工具体系和功能实现的理论机理进行深入思考,同时对于构建现代技术发展背景下政治学科体系的完善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打开创造闸门的“钥匙”——建议对档案专业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训练

本文提到的“科学方法”一词是指在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应该具备的正确的思维方法、治学方法和工作方法。它既包括一门具体学科特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又包括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还包括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最普遍的研究方法——哲学方法。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有无正确的科学研究线路和方法是能否取得科研成果的关键。档案高等教育应使学生能够学到最基本、最有用的东西。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训练,让他们掌握科学的思维、治学和工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