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创新中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及其规制

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亦然。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我们既期待创新,又警惕创新带来的意外风险。创新是面向未来的冒险,规制者在事前很难预测创新的方向,事后又难以承受不可逆的意外后果,这样的两难困境使规制决策困难重重,这是“科林格里奇困境”的再现。作为应对之策,先鼓励—后治理的静态规制思维难以匹配数字经济的动态发展规律,中国应摒弃这种两阶段的市场规制模式,代之以创新与规制同步进行的动态规制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说,策划创新模型有可取之处。该理论模型面临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偏差问题,可借助动态的规制体制及其信息反馈系统加以缓解。未来我国应在法治轨道上构建动态化的规制体制,以动态的规制标准引导高质量的创新,并运用创新成果反哺规制体制,确保市场规制法适应数字经济的动态发展。

数字治理的“科林格里奇困境”:风险、发生逻辑与防范之策

数字治理不仅是“基于数字技术的治理”,而且也是“对数字技术的治理”。前者是数字技术对治理的赋能,后者则指向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在数字治理实践中,数字技术的积极效果总是立竿见影,消极后果却不易显现,以至于对数字技术的潜在风险进行治理很容易被忽视,从而使数字治理可能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科林格里奇困境”就是技术控制悖论:在数字技术应用早期,人们的控制能力相对较高,但因缺乏对技术负面影响的认知而不知如何进行控制;随着数字技术成为治理体系中的结构性要素,即使其不良后果已经显现,但因其与政治、经济和整体社会的高度融合而难以彻底调控。数字治理时代,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不仅要求加强数字技术运用能力,也要增强数字技术调控能力,以应对与数字技术发展相伴相生的风险与挑战,这也是数字治理走向“善治”过程中亟须应对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