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与系统性银行危机

本文基于83个经济体1985—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研究了资本账户开放、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对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影响,并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1)资本账户开放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且主要是通过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中介渠道实现的,其中介程度高达83%;(2)发达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中介水平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但程度上为部分中介,而新兴市场经济体则为完全中介;(3)在浮动汇率制度以外的其他汇率制度下,资本账户开放不会增加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发生概率,且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不再发挥中介作用;(4)资本账户开放更容易通过流入驱动型“突然停止”引致系统性银行危机,且对新兴市场经济体尤为明显。基于上述发现,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警惕流入驱动型“突然停止”、稳定国际资本流动、实行稳步可控的汇率市场化改革对防范系统性银行危机尤为重要。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投资效应研究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开放面临的重要障碍。本文运用25个新兴市场国家1976-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突然停止"的投资效应以及货币政策对投资效应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突然停止"会带来投资下降,使经济的长期增长失去动力;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显著缓解"突然停止"对投资带来的冲击,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作用并不显著。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何以诱发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兼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以全球64个主要经济体1980~2021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文章考察了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对他国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影响。研究发现:(1)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会使“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提高2.9%~6.2%,这一结果在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分类型来看,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会使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显著提高,但不会对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经济发展程度低、金融发展水平低和汇率制度弹性低的经济体中,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对“突然停止”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4)机制分析表明,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会通过加剧汇率贬值预期、促进全球金融风险上升来诱发“突然停止”;宏观审慎政策能有效缓冲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对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但不同类别的宏观审慎工具的抵御效果存在差异;(5)进一步分析表明,美联储货币政策对“突然停止”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这些发现为中国应对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冲击,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以有效防范资本异常流动具有参考价值。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银行危机及其产出效应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开放早期面临的重要障碍。本文运用20个新兴市场国家1976～2006年间的面板数据．考察“突然停止”和银行危机对宏观经济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突然停止”或银行危机都不必然导致产出的大幅下降：如果银行部门不发生系统性的危机，“突然停止”对产出没有显著影响；给定国际资本流动不出现大幅的逆转，银行危机对产出的影响也不显著：“突然停止”和银行危机的叠加则对产出造成严重的负面冲击，经济增长率显著下滑。研究结论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表明构建一个稳固的银行体系对于一国金融开放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

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基于全球68个经济体的实证考察

资本账户开放在促进国际资本跨境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并导致极端资本流动冲击频发。本文利用68个经济体1985—2018年的数据,考察了资本账户开放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影响以及金融发展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资本账户开放会提升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而一国金融发展有助于缓冲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突然停止”冲击,其缓冲程度可达28.72%,且金融机构相对于金融市场的缓冲作用更大;金融发展程度以0.4为界,其缓冲作用呈现出非对称的“V”形变化。机制分析表明,金融发展通过推动经济增长、稳定汇率发挥缓冲作用。由此,在推进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坚持“先机构、后市场”的金融改革次序、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深度、扩大金融机构可得性,同时稳定经济增长、抑制汇率过度波动是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应有之义。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企业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在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生产者和银行在内的三部门模型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利用199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发生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发挥着中介作用且被融资约束所调节,即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中有49.3%通过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来实现,这其中受到融资约束调节的中介作用高达84.7%。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有效监管、预警和对冲“突然停止”冲击,完善政府补贴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创新,激励企业积极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对实现“新常态”下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稳健提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汇率变动与上市公司信用风险

本文选取2000—2018年419家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对微观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突然停止”会导致公司信用风险上升。其中,汇率变动发挥调节作用,当汇率贬值1%时,“突然停止”导致企业信用风险上升0.018%。进一步地,当“突然停止”发生时,汇率变动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在汇率变动方向方面,汇率升值1%使企业违约率降低0.762%,汇率贬值1%使企业违约率增加1.271%;在汇率变动幅度方面,汇率小幅变动对企业违约率的影响超过汇率大幅变动。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有效监测国际资本流动状态、防范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稳步放开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限制,以及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对企业信用风险防控有一定的意义。

主权信用评级调整、经济增长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

文章基于1985~2018年间68个国家年度面板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研究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调整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主权信用评级调整能够显著影响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当主权信用评级上调时,"突然停止"的发生概率下降;反之亦然。中介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在主权信用评级调整对"突然停止"的作用过程中,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其中介程度可达24.8%。异质性分析表明,主权信用评级上调、中等主权信用风险经济体和主权信用评级在BBB级以上的投资级经济体、实行有管理的汇率制度经济体,其经济增长的中介作用更大。各个经济体应密切关注信用评级变动冲击,尤其是评级下调带来的"次生灾害",进而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稳增长,防冲击。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考察

在准自然实验的框架下,文章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突然停止”冲击导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9%;异质性考察显示,规模小、资本密集程度高、政府补贴程度低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受“突然停止”的影响程度更强;机制分析表明,“突然停止”冲击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进而抑制全要素生产率,融资约束在该作用机制中起到调节作用,而且随着融资约束的增加,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程度越高。进一步分析发现,“突然停止”发生之后,增加内源融资和外源股权融资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回升。由此,文章认为,完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降成本”,引导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稳创新”,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广开源”,完善自主创新长效机制“注活力”,将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对冲“突然停止”冲击进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汇率制度弹性与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持续期

本文以65个主要经济体1980—2021年的季度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生存分析法考察汇率制度弹性对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持续期的影响。研究发现: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能够发挥危机缓冲器作用,提高汇率制度弹性能够使“突然停止”风险的退出概率增加69.7%,即提高汇率制度弹性有利于缩短“突然停止”持续期,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经济体,提高汇率制度弹性更有利于其从“突然停止”风险中快速退出。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资本账户和贸易开放度能显著促进汇率制度弹性对“突然停止”持续期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为“三元悖论”中选择汇率稳定还是资本自由流动提供了参考依据。在货币政策独立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增强汇率制度弹性,同时审慎提高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从而更好地缓冲“突然停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