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阐释与制度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先后确立了区域协同立法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未对区域协同立法权限问题进行直接调整。从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种地方立法新样态出发,其立法权限不明既不利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的规范化行使,也会引起其外部其他地方立法样态运行的混乱。有必要基于区域协同立法的性质界定,对它与区域统一立法、各地单独立法的关系予以检视。以此为逻辑起点,引入空间正义理论、外部性理论、辅助性原则,从正当性、必要性、科学性三个面向阐明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理论基础。相应地,以“不抵触原则”与“根据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原则”的双重适用展开正当性检验,以调整事项影响范围的判定进行必要性考量,并以调整事项或其方法共识度的区分进行科学性评估,渐次推进区域协同立法权限厘定的制度分析,从而立足理论和制度的内在统一,准确、系统地厘定区域协同立法权限。

全民健身统合立法的法理阐释与制度表达

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建设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需要体系化的法律制度来引领和支撑。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等方法,认为现行全民健身相关法规体系规范林立,存在着"统合性法律缺失,协调性不够""专项性法律阙如,权威性不足"等局限,全民健身统合立法既是对当前全民健身立法实践问题的批判反思,也是继承已有法律法规实现统合、细化和补充的功能,是提高全民健身立法质量的举措。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制定全民健身统合性专项法律的立法条件已较为成熟。在制度表达上,全民健身统合性法律应是《体育法》的细化和补充以及《全民健身条例》上位法的适度法典化定位,其内容应维护公民体育权利的实现、明确全民健身多元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特殊群体的全民健身权益保障、社区全民健身用地的有效供给等。

比例与预防原则关系理论对气候变化立法的阐释效应

为加快中国气候变化立法步伐,妥善处理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在气候风险规制领域的控权与保权问题上存在的抵牾、混用,采取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二者的适用关系进行立法论和解释论相结合的研究。研究发现,学界对该两项原则的关系存在三种理论主张。其中,取代关系说易引发气候风险的过度预防问题;限制关系说可能会消解预防原则,致使气候风险规制难以有效开展。相较而言,协同关系说更适宜指引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建构路径,有助于贯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国家政策中的协调式新发展理念,同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的国家自主贡献主张理念相吻合。通过进一步的学理、事理和法理阐释发现,气候变化立法有待将“双碳”等议题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环境法规范体系。协同关系说对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指引包括:①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适度风险预防原则全面融入气候变化立法,推进气候风险规制的规范解释、气候变化法治原则与制度体系融贯;②促进气候变化减缓性工作的循序渐进、气候变化适应性工作的防微杜渐,优化减缓与适应兼顾并重的气候变化因应制度体系;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构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及央地政府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气候风险合作治理与责任分工体系;④缓解气候风险规制中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间的紧张冲突,强化行政法与环境法的沟通与协调,推动环境法律规制实现由基于确定性的传统秩序行政和福利行政向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行政转型,从而促进气候法学的发展。

立法活动中制度理性的规范阐释与实践图式——以立法法修改为例

立法活动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攸关一国法治建设与社会民众福祉,在实践中应当重点关注其中蕴含的制度理性。2023年修改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可以作为最佳例证。立足于制度理性的规范阐释角度,其主要体现为立法者日益重视立法体系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关注立法机制的整体性与协同性、发挥立法活动的实效性与建构性。然而,立法活动的制度理性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规范文本,应当将其置于鲜活生动的实践图式之中。据此,从实现制度理性的目的出发,立法活动应当充分结合本土制度实践,准确把握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的“不抵触”判断标准,在既有的规范框架内,进一步完善区域协同立法和备案审查衔接联动工作机制,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实质性地促成立法与改革之间关系的平衡与优化。因此,立法活动所欲实现的制度理性既非单一向度,亦非朝夕之功,而是不断流转往返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最终经由规范与实践的良性交互而达至二者的有机统合。

区域协同立法的属性与原则阐释——以新修订的立法法为背景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和2023年立法法的明确授权,区域协同立法作为我国立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正在规范和实践层面持续、深入发展,回应了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展现了新时代我国法治建设的生机与活力。明晰区域协同立法的立法权力属性并提炼出基本原则,是开展区域协同立法的重要前提。区域协同立法作为一项立法权,本质上属于地方立法权的一种新形态,为妥当处理跨地域立法主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并非对地方立法权限的扩张,其效力也并未突破地方范围。基于此,开展区域协同立法应当遵循地方立法的一般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和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严格界定协同立法的权限、科学规制协同立法的过程、有效加强协同立法的机制建设、切实提高协同立法的制度效能。

一种基于理由概念的规范性立法理论阐释

当下立法理论的知识图景中缺乏关于立法的规范性分析,主流立法理论面临着规范性的缺憾。作为政治决策活动的立法亦是一种规范性实践,从法理学视角规范性地研究立法可以较好地填补规范性立法理论的空白。依照此种方式构建起的规范性立法理论在学理定位上应隶属于规范性法理学,其实践旨趣是通过促进立法的理性化,进而提高立法质量。规范性立法理论从立法者理性行动过程来展开对立法理性化的分析,引入理由概念后,理性的立法要求立法者基于理由而行动,以理由作为概念工具可以建构起一套理想的规范性立法理论。基于理由概念的规范性立法理论具有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需要从原理上说明立法者如何基于理由而行动以及理由如何具体地塑造立法的理性;而规范性立法理论实践抱负的实现则要求它同时向立法者提供一套运用理由以理性立法的方法论。

生态文明时代环境立法自主发展阐释

中国环境立法之路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同向同行。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自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开启新时代。在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生态文明事业稳定前进,环境立法效能大跨步向前跃升,特点鲜明,成效显著。环境立法自主发展道路始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尊重环境发展规律,立足当下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实际,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环境保护智慧,接轨世界环境发展前沿,形成更具体系化的环境立法格局。由此,应当以环境立法体系化有力推动中国环境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而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护航。

法制统一原则的规范阐释与立法实现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是宪法和立法法确定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对于相关立法实践和现象是否抵牾法制统一原则存在隐忧论与宽宥论两种声音,分歧的根源在于对法制统一内涵的理解存在视角差异。全面准确地理解法制统一原则,应兼顾形式统一与实质统一,辩证看待统一与多元关系,实现从静态视角向动态视角的转变。八二宪法规定的法制统一原则的规范意涵及其变迁,应关照从“有法可依”到“法律体系”再到“良法善治”的立法发展模式和目标的转型。随着立法主体扩容和授权立法所伴随的约束机制功能的发挥、党领导立法和人大主导立法体制的完善、法典编纂的兴起、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能力的提升、“立法放水”事件威慑效应的彰显,对相关立法实践和现象与法制统一原则的紧张关系无需过度担忧。同时,应关注新时代以来“法制统一”到“法治统一”语词变化所隐含的深刻意义。

地方执行性立法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

地方执行性立法是地方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细化和补充是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基本方式。实践中地方执行性立法不重复上位法的立法路径存在技术障碍和现实困境,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地方立法的要求。在内容上形成一个逻辑自洽、体系严谨、协调统一的规范整体的体系化路径成为地方执行性立法功能实现的必然选择。鉴于地方执行性立法体系化存在着一系列合法性、合理性难题,地方执行性立法应当创新立法技术,通过“嵌入式立法”,即在上位法立法计划内,将基于“地方性知识”产生的制度需求细化、补充到上位法规范体系之中,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整体,从而解决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合法性、合理性难题,确保上位法的有效实施,提升地方法治的整体水平。

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立法路径

当前,为了释放公共数据价值、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成为重要的破局之策。然而,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立法远落后于实践需求,是否立法以及如何立法仍成为悬而未决的难题。在立法条件方面,理论依据的充分、经济条件的具备为授权运营立法提供了可行性,而数据增值、企业利用、政府治理、国家愿景等需求,均证实了立法的必要性。在立法模式方面,权衡中央立法模式和地方立法模式的利弊,应推行“地方先行先试”的立法模式。在具体制度实现方面,地方立法应秉持效率与安全并重的立法理念,采用实用性立法结构,授权主体内容应设计为统一授权模式,运营主体内容应将基本业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设置为准入条件,以法定情形和约定情形设置退出条件,授权运营的公共数据内容应遵循以混合分类法分类、以敏感程度分级的标准,安全监督与管理内容应以安全和效益为监督考核标准。

我国人工智能立法的模式选择与制度展开——兼论领域融贯型立法模式

中国人工智能立法已经纳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当前,研究重心应从“应否立法”转向“如何立法”。比较国际人工智能立法实践,可归纳出两种基本模式,即统一垂直型立法模式和分散网格型立法模式,两者在制度设计、价值取向等方面各具特征。在分析研判这两种模式的基础上,以法律3.0为指导,提出中国应探索领域融贯型立法。该模式强调人工智能立法系领域法,主要内容应包括风险规制、产业促进、技术标准三方面,形式上要以基本法为主体、产业促进法和技术标准法为分支,旨在实现立法宗旨、人工智能面相及法治系统工程的三重融贯。在该模式下,《人工智能法》(基本法)应当对基本规定、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及责任义务体系等内容分别作统一界定、吸纳转介与制度重塑。

我国古籍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辨析及立法建议

深入剖析古籍“藏用矛盾”现象产生的原因,调研梳理我国古籍工作制度的相关规定和业界实践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四项古籍专门立法建议:一是确立“利用主导、藏用并重”的古籍工作原则,二是根据存藏机构的职责制定差异化古籍保护和开发利用策略,三是在加强古籍再生性保护的基础上推动古籍的多元化开发利用,四是以科学管理促进古籍的妥善保存与有效利用。参考文献18。

经济法的立法路径审视及其改革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这对以立法主体主动建构规则为重要特征的经济法尤为重要。经过多年改革,当前我国的经济立法在立法动因上体现出政策驱动性和实践回应性,在立法体系上体现出横向协同性和纵向续造性,在立法模式上体现出授权性和试验性,促进了经济立法的发展和进步。但同时,也存在对多元立法目标平衡不足、立法权配置的整合与统筹不力、对立法合理性和立法效果评估不够重视等问题。对此,应以规则合理性为标准,进一步深化经济法立法路径的改革,重点加强立法主体的说明解释机制,促进经济立法权的合理分配与整合,致力于立法合理性最大化,并构建和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

新媒介文学阅读的文化逻辑及其阐释路径

自网络文学诞生以来,学术界基于社会状况、媒介特征和文本内容等阐释途径,建构了现代性、后现代和数字现代主义三种新媒介文学阅读的文化逻辑。现代性文化逻辑是由走向现代化国家的社会现实状况决定的,但网络文学中明显可见其阅读的后现代性;网络媒介带来了读写的后现代文化逻辑,却遭受到现代性立场的批判;数字现代主义将网络媒介与网络文学区隔,主张文本内容及其主题的新现代性,陷入媒介文艺学的内在矛盾中;它们存在着文学内容和主题的困境、媒介作为中介的片面性以及语言文本的过分重视等不足。要把握新媒介文学阅读的文化逻辑,必须回到后现代的原初含义,认清其是建立在可操作、多元呈现和融合生成的界面上,且在读者、阅读文本和审美效果等方面具有“虚拟后现代”特性。新媒介文学阅读体现出阅读文化的范式转型和阐释学意义。

税收法定原则三阶:中西协商民主税收立法史辨

税收法定原则是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完善的必由之路,其制度基因密码是协商民主。税收法定原则呈现出两个层面的三级阶梯递进模式:在法律层面,它包含议会自主立法、授权立法、平移立法三级立法模式;在政治层面,它经历英国、美国、中国三级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科学理解税收法定原则应当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既客观肯定英国古典税收法定原则的历史进步性,又充分关注美国现代税收法定原则的时代变革性,同时还应当甄别其由阶级局限性和政治保守性决定的反协商民主的阶级本质。新时代中国税收法定原则具有包容、吸纳西方先进历史经验的开放性,能够全面、真正践行协商民主,在全国人大主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热情和智力,实现税收立法效率最大化和立法质量最优化,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

体育事业发展中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论纲——以高质量的体育立法助推体育强国建设

加强体育事业发展中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是中国体育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就加强体育事业发展中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的战略意义、基本遵循、主要立法内容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体育事业发展中重点领域的立法主要应该加强全民健身保障立法、青少年与学校体育配套立法、竞技体育领域立法、体育产业促进立法、职业体育立法、体育市场监管立法、体育组织治理的立法;体育事业发展中新兴领域的立法主要应该重视数字体育立法、体育领域市场竞争立法、体育投融资立法、打击操纵比赛的立法;涉外体育领域的立法应该重点围绕建立起在国际体育活动中保护国家利益的法律制度来展开,并就各类涉外体育事务建立起法治化的规章制度。

网络数据犯罪立法的三大重要问题

将“对技术工具的不法利用行为”作为构成要件内容,属于手段型立法,不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对于网络数据犯罪的构成要件,应采取目的型立法方式,要挖掘有明确法益指向的具体行为类型。准确定位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才能确保立法的理性。数据法益不适合作为刑法上的独立法益,应通过刑法历来关注的个人法益,以及有具体内容且有公共危险指向的集体法益,对网络数据犯罪的法益予以限制性把握。在中国持续严密刑事法网以及社会高速发展不断催生多样化不法类型的趋势下,单一法典模式面临着现实压力,也存在“全而不专”的问题。应当重视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价值,逐步建设具有交互性的多元法源体系。

我国地方立法体制变迁及能力创新

国家治理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分层分级,省域是中国行政区划的顶层,是国家治理在地方的基本单元,市县治理和乡镇基层治理都是以省域为边界展开的。地方人大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具有双重角色,合理调整“地方性事务”是地方立法的宗旨,地方法治扩散的对象通常带有“先行先试”的试验性质,“地方法治扩散”来自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性驱动和外生性驱动。在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的体制变迁方面,经历了从全国人大为唯一行使立法权的立法体制,到推行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地方立法体制,再到《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变通立法”和“先行性立法权”的不同发展阶段。立法能力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根本保证,立法协商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高质量立法是提升地方立法质量的主要手段。

“以中释西”文学批评范式的学理依据与阐释路径研究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双向阐发”,但时至今日,“以西释中”仍占绝对优势,文学批评中几乎没有“以中释西”的声音。“以中释西”既可以让我们“发现西方”,又可以对“以西释中”的单向阐发进行拨正,避免中国文论的“失语”。由于中国传统文论本身是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思想的统一,文化交融与互鉴使西方文学具有中国美学特色,以及中西文心相同,所以“以中释西”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以中释西”的具体路径包括以中国诗学直接审视西方文学、以问题为基础进行阐释、正向阐释与反向阐释相结合三种方法。“以中释西”应注意树立“文体意识”、强调对被阐释文本的“细读”和微调理论框架。

地方环境立法、环境司法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立法与司法协同视角

企业绿色创新是人与自然和谐现代化的基础和托底,是企业实施绿色转型战略的必然路径。基于机器学习和文本分析法从经济价值导向维度和生态价值导向维度衡量企业绿色创新,并以2007年开始陆续在全国各地设置专门环境法庭为背景,将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04-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地方环境立法与环境司法协同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具有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协同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环境司法协同环境立法能够通过增加企业环境成本和促进企业主动进行绿色战略调整来驱动企业进行绿色创新;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经济价值导向绿色创新,企业更加倾向选择生态价值导向绿色创新,并且在国有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低的企业、处于经济上行期的企业、处于官员绿色政绩考核时期的企业以及管制行业企业中,协同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果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对政府推进环境治理、加速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