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中“笔部队”的“文学报国”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批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涂脂打气;为日本国民战争狂热鼓噪喧嚣、推波助澜;为天皇笔战、为天皇献身的法西斯作家——"笔部队"。他们包括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的"军人作家";受日本内阁情报派遣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的"从军作家"及受报社、杂志社派遣或自愿赶赴前线的"民兵"。"笔部队"的这些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支配下,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

应该把它写上日本文学地图——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读后

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全国文艺学及相关学科的学术研讨会上，杨义先生提出重绘中华文学史地图的问题，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任何文学史都是文学史家以一种史观和见识对文学发展历史的建构。由于各种原因，这种建构总会出现一些盲点或遗漏。

尾崎士郎《某个从军部队》人物原型推证

《某个从军部队》折射出了侵华时期日本社会对于“笔部队”的某种态度和认知。本文通过对于《某个从军部队》的原型的推证,判断出以尾崎士郎为代表的日本笔部队作家试图通过文学作品向日本当局表达自己的“爱国心”的结论。这种表达是侵华时期日本内部言论统制体制的严苛化现实和作家个人规训双重影响的结果。

勇于揭开日本文学与文化的阴暗面

2001年，当第一次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读到王向远先生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时。我心底掀起的波澜是前所未有的。这本书使读者看到了日本文学的另一面，也是黑暗的一面。继此之后，王先生又陆续发表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以及日本右翼历史观的研究文章，到2005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日本右翼言论批判》两部著作同时推出，与之前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并构成对日本侵华史研究的“三部曲”．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出版项目、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军读书书目，堪称学界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一份大礼。

抗战时期朱光潜在巴蜀的美学研究与进步文化活动

朱光潜抗战时期在四川的美学探索与进步文化活动,都紧密围绕“救亡图存”而展开。他开出的济世药方是“审美救国”,崇尚从人生的感化入手,从治疗人的劣根性开始。他寄希望于青年,试图以美育改造及培养青年。他还倡导创造的人生,“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激发、调动起全体国民的生命活力,从而推动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抗战中朱光潜的巴蜀时期,是其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既是开创期,也是转折期。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为中国现代美学贡献了力量。

日本对华教育侵略:历史事实与隐秘逻辑

日本对华教育侵略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德川幕府时代通过文艺手段渗透侵华思想,甲午战争暴露军国主义殖民掠夺野心,侵华战争企图吞噬中国独立思想和社会意识。日本"文化人"充当对华教育侵略的主体,在野"文化人"周密策划,在朝"文化人"理论助推,"军队作家"摇旗呐喊。"笔部队"助力"枪部队",成为对华教育侵略的主要手段。日本内阁选拔御用文人组成军国主义文艺思想战团,编造"侵华文学",助力武力侵略,粉饰战争罪恶。战前"正义化"侵华意识,战时"合理化"侵华行为,战后美化侵略本质,这是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的隐秘逻辑。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笔杆部队”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一方面日本当局对思想言论的控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反战的左翼作家自不待言,连奉行自由主义的作家,因其作品内容背离当局国策,也在被警告和禁发之列;另一方面由日本内阁情报部组织作家,开展了一系列配合日本军部全面侵华政策的创作活动。一时间称颂战争、鼓吹国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报告文学充斥书刊报纸,"国策"驱使之下的"国策文学"成了侵华战争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态,拿笔杆当枪杆的"笔杆部队"应运而生,成为侵略战争的代言人和吹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