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的特点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拉美政治发展进程呈现出民主化进程不断发展、政治改革不断深化、传统政党的地位有所下降、左派力量东山再起、政党政治的地位再上升和"民主疲劳症"积重难返等特点。影响拉美政治发展前景的因素很多,其中关键的因素是能否遏制腐败,能否使军队成为政治发展进程的"稳定器",能否解决社会问题。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当代启示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高涨 ,政治领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许多发展中国家无视本国的历史与现实 ,或过快过激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或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 ,其结果既引发了政治的不稳定和社会的动荡 ,也未能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目的。有鉴于此 ,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应结合本国的国情 ,制定适当的策略 ,积极、稳妥地推进 ,使民主化既能推动经济的增长 ,促进社会的进步 ,又有助于保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 ,真正走出一条代价最小的民主化之路。

亨廷顿的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理论评析

亨廷顿总结了19世纪以来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的进程及其产生的原因。亨廷顿的理论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民主化浪潮的行径进行了辩护,这种辩护有意掩盖了它们在民主与人权外表下的全球战略利益追求。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另类影响——“八二三”人质事件的反思

文章认为,2010年8月23日的马尼拉人质事件使已风波暗藏的南海周边局势更加动荡。就菲律宾而言,近二十年来的一系列国内政治社会变迁,无不受到被称之为"第三波"的二十世纪末民主化浪潮的影响。而这历史进程与全球化间的联系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菲律宾乃至东亚的历史困境。

民主化后国家能力的变化——对“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地区的类型学分析(1974-2014)

民主和国家能力,作为政治发展两个最重要的维度,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也很富有争议。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二者之间具有冲突性紧张关系:民主化会削弱国家能力,而缺乏国家能力不但反过来会影响民主本身稳固的可能性,而且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如果必须取舍,应该"国家能力优先"。民主化之后国家能力会降低吗?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同时也是一个实证问题。本文试图采用类型学的方法,对所有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地区"进行实证性分析。通过匹配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关于政体和国家能力主要维度的数据库,本文对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地区进行分类,将其归入国家能力提升型、削弱型或无变化型,并得出三者的数量比率,从而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提供一个实证基础。尤其是,相比笼统地回答这个问题,本文增加了两个观察的维度:第一,国家能力的不同维度在民主化之后会朝着不同方向变化吗?第二,短期的国家能力改变会不同于长期的改变吗?本文最后的发现是复杂的。在国家汲取能力和行政能力方面,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大多数有所提升,但在强制能力方面,更多的国家会下降。比较国家能力的短期改变和长期改变,并没有发现它们之间有显著的不同。

民主化与法治化的互动关系初探——从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看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从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提供的分析框架来看,20世纪晚期新兴的民主国家由于没有真正实现民主的制度化而使民主化进一步陷入困境。相比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从而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推动了法治化进程,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中政治势力博弈模式分析

"第三波"民主化转型中的政治势力可分为体制维持派和体制改革派、反体制稳健派和反体制激进派。它们以其不同力量对比,形成三种博弈模式:以西班牙"主动变革、安抚和磋商型"为代表的博弈,适合情况为政府力量强大且体制改革派处于优势地位;以菲律宾"政变与暴力型"为代表的博弈,适合情况为体制维持派反对任何变革,反对势力强大且反体制稳健派占优势;以韩国"对峙与妥协型"为代表的博弈,适合情况为政府和反政府间以及内部各派之间势力均衡。此外,军队的职业化和专门化以及政党体系的制度化是实现民主化转型的充分条件。

拉丁美洲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成因探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拉丁美洲多数国家逐渐出现军人退出政坛、推行自由选举、实施和巩固代议制民主政体的运动,形成了拉美历史上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对第三波民主化的若干思考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显著趋势,其在制度层面上具有最为广泛的普适性和正义性。回顾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到底什么是民主,自由民主和选举民主存在怎样的差别,民主又是从何而来,民主与权威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认识第三波民主化关系到如何利用国际经验同中国政治实际相结合,最终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中探索民主化道路的本土化。

论“第三波”民主化对民族分裂主义的作用

当代民族分裂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回归的结果,同样也受到"第三波"民主化以来自由民主普世流行的影响。自由民主的流行不仅为民族分裂主义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提出了助长分裂主义的"民主分离论",以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为核心的民主改革与转型,在实践上也起到了刺激族群政治发展,导致族群对抗加剧乃至走向分裂主义的作用。这启示我们要认真反省自由民主的功能与实施条件,谨慎处理好多族群国家的族际关系问题,注意防范民主化对民族分裂主义的刺激作用。

“民主化”改革与地区经济表现

依据Polity IV数据库数据,考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朝着西方价值标准“民主”的重大转变对其经济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没有证据支持“民主化”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相反,“民主化”改革引致国家治理能力下降,阻碍了经济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民主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效应主要出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且激进的“民主化”改革和被殖民国家的“民主化”改革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更大。鉴于此,西方价值标准的民主既非一国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也非一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一国选择何种国家治理模式与政治体制应考虑自身的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等实际国情,而不是盲目推行西式“民主化”。

新加坡与“民主化第三波”擦肩而过原因透析

在上个世纪后期的全球民主化第三波浪潮中,新加坡是唯一的没有发生民主化转型的非石油出口的"高收入"国家,这在同时代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当中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亨廷顿把这归因为儒家文化的深厚影响,笔者认为应主要从新加坡政治制度本身去寻找原因,经过考察发现,新加坡的那种充分借鉴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的监督、制约、法治优点又体现儒家"贤人仁政"精英治国思想的"多党并存、一党独大"的"软威权主义"政治具有合法性强、参政化水平高、制度化水平高、执政效率高和人民满意度高等特征,因此具备了很强的适应性和稳定性,并最终决定了新加坡独特的政治发展路径。

浅析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正相关性——读亨廷顿《第三波》有感

随着经济的进步和时代的飞速发展,无论在哪一种政体制度下,民主化问题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之一,也是被学术界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之一,多年来越来越受关注。什么才算民主,如何成功实现民主转型,如何巩固民主,这些都是20世纪以来政治学界理论家们不断探索的热点话题。直到现在,众说纷纭,而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与民主化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因素之一。本文试图解释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是正相关的关系,即经济发展促进民主化转型与巩固,通过对该领域内几位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的观点阐释,对亨廷顿《第三波》一书的理解与分析,并总结出自己的一些新看法和观点。

评估“第三波民主化”不能陷入西式民主话语陷阱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第三波民主化的蓬勃发展构成了战后全球民主化的又一波高潮。经过这一轮的民主化进程,全球所谓的＂民主国家＂在数量上第一次超过了＂非民主国家＂。然而,在全球民主化突飞猛进的同时,人们却又不得不承认另一个严酷的现实,即在经历过第三波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中,

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比较的视野——以第一波民主化进程为例

在第三波民主化中,资本主义被作为民主的推动因素和前提条件嵌入到各种民主理论之中,民主化被看作是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三化运动向全世界推广。在这一过程中,民主内含的平等诉求被压到最低程度,从而使第三波民主化呈现出民主去社会主义化的核心特征,造成了民主与大众利益的分离。与第三波民主化不同,第一波民主化进程无论是民主运动的推动者、民主内含的价值倾向和民主化的结果都表现出了遏制资本主义的特征。在第一波民主化进程中,民主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交织,民主化改变了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力量对比,致使资本主义不断在社会主义的威慑下进行着内部改良,民主得以从政治领域突破到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进而对财富再分配产生影响,改变了发达国家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资本强势和贫富分化是当今时代的核心特征,民主若想在新的历史时期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有效力量,重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相关性具有重大意义。

亨廷顿《第三波》中的民主思想

民主化在地区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发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对《第三波》中民主化的非西方国家民主体制的分析，论述了亨廷顿第三波民主思想：非自由民主性，“民主和平论”，强调程序民主，注重精英民主而忽略大众民主等，最后从经济与民主化的关系入手论述了其民主化策略对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发展的启示作用。

有序民主化: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高涨,政治领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然而许多国家无视本国历史与现实,或过快过激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或全盘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其结果引发了政治不稳定与社会动荡,阻碍甚至破坏了经济增长,在民主化进程中,我国也充满了社会风险,有鉴于此,我国必须积极、稳妥、渐进、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有序民主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有序民主化：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高涨,政治领域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促进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发展的契机,然而许多国家无视本国历史与现实,或过快过激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或全盘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其结果引发了政治不稳定与社会动荡,阻碍甚至破坏了经济增长,在民主化进程中,我国也充满了社会风险,有鉴于此,我国必须积极、稳妥、渐进、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有序民主化,是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

民主与经济发展是否“先抑后扬”?——基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实证分析

民主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本文在冲突论、兼容论与怀疑论之外,进一步提出“先抑后扬论”的假说。以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首先运用门槛回归识别民主对经济发展的门槛值,再以两阶段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工具变量法估计(IV-GMM)。研究结果显示,当自由之家民主指数高于7.75时,则每上升一单位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着57.2%的正向影响;而当民主指数低于7.75,则每下降一单位则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起到14.3%的负向影响。在学者们对于民主与经济发展各种论点的争论中,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先抑后扬论,揭示了民主与经济发展的联系取决于民主发展程度,推进了学界对这一研究议题的理解。此外,本文还考察了不同类型的民主转型国家、地理差异,以及与经济自由化的交互效应,并采用替换核心变量与多种估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所有实证结果均支持本文提出的“先抑后扬”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