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总结了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倡导并率领党和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在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创了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成功经验基础上进行的,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转折——邓小平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新论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地炮制出关于否定斯大林的报告,以及我党照搬苏联模式受挫,直接引起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新使命。"第二次结合"的艰辛探索,"始于毛,转折于邓,发展于后继者"。毛泽东艰辛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以及保持党和国家政权纯洁性的途径,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最终由于探索方法的失当,导致"文化大革命"等悲剧的发生。邓小平推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和世界反响。

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对“第二次结合”的思考

在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围绕毛泽东于1956年提出的"第二次结合"这一任务,重点思考了如何实现"第二次结合"这个问题,提出了系列思想或观点,如研究本国的特点,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面对国家现实、面对群众需要,保证党的正确领导,避免犯大的错误或少犯错误等。这些为后来邓小平成功主导并初步实现"第二次结合"作了最初的思想理论准备。

论毛泽东“第二次结合”理论启动的苏联因素

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毛泽东在1956年提出的重要思想。毛泽东既是"第二次结合"的倡导者,也是"第二次结合"的开拓者。在毛泽东启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过程中,苏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与参照体系。它为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提供了契机,为毛泽东揭示"第二次结合"的基本内涵提供了借鉴,促成了毛泽东"第二次结合"标志性理论成果的创生,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倡导“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与逻辑

1956年毛泽东在主持写作“两论”的过程中,提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课题,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背景。“两论”从哲学层面发出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声;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萌芽,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理论发展链条中的重要一环;树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理论旗帜,为实现第二次结合提供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武器;奠定了邓小平实现第二次结合的认识基础,孕育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因子。

从“第二次结合”到“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路标”论略

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展现了从开创到形成和发展、再到创新和拓展,最后进入“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探索的“历史路标”。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对象和根据,以“第二次结合”为思想原则和学理依循,突出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及其关系的整体研究。在理论逻辑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本质问题,也是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全过程的理论主线;以计划与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持续推进中,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主题;新发展理念具有的“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作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导。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是新中国70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术发展的要求,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旨向。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中断

中苏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结合",既是"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又是"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中苏论战的影响启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第二次结合"的步伐,但在论战过程中独立自主原则被异化,论战使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成为枉然,论战也使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走上歧途,中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进程。

浅析“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出现曲折的原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阶段,介于两次"历史性飞跃"之间。期间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错误,影响"第二次结合"的进程的因素非常复杂和深刻。"第二次结合"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奠定了基础,分析这个阶段遭遇曲折的原因,对我们新世纪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关于“第二次结合”的贡献

1956年,毛泽东在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自己的道路。毛泽东提出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矛盾、经济、党的建设、对外开放等方面,为实现"第二次飞跃"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的背景和原因探析

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明确提出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结合”是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结合”胜利的必然结果，是20世纪50年代“以苏为鉴”实践过程的有益尝试和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也是党和人民加快建设现代化的迫切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必然性探析

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第二次结合"的提出是国际国内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果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第一次结合"深刻教训得出的必然结论;是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必然选择;是探索并开创有别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内在自省;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的必然产物。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思想,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基本原则,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初步探索

为实现民富国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成功与失误并存。产生失误的内部原因包括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没有将根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区别开来;也没有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等。

毛泽东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与当“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宏伟目标，并通过确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到来奠定了政治基础、物质基础和有利的国际环境，为实现中国梦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第二次结合论”的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毛泽东"第二次结合论"强调围绕本国国情、面对建设实践而积极创新,是对"第一次结合"的总结借鉴和必然延续。它的运用确立了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一些最基本原则,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果,对于当前我国探寻发展道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各项事业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苏论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启动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还缺乏大规模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学习苏联经验自然是首要的选择。苏共二十大后,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思路便由"向苏联学习"转向"以苏联为戒",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第二次结合"代表性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