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高等教育监管的历史溯源与现代图景

自中世纪以来,作为"特权"形态存在的大学自治,始终受到王权与教权的干预。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大学自治开始受到法律乃至宪法的保障,而高等教育监管则被限缩在法定范围以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财政紧缩与全球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高等教育监管开始从"高权管制"与"远距离监控"两种经典形态转向多种控制机制并存的混合控制模式。通过更加"精明"的高等教育监管,提升政府的政策设计能力,激发大学作为法人实体的自我监管动机、战略规划能力和公共责任取向,实现监管逻辑从合法性到有效性的转变,已成为治理时代西方高等教育监管变革的最新趋势。

高等教育监管的理由、困局与新视野

作为更广泛的公共领域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监管的复杂性根植于国家角色的多元性和动态演变属性。维系自治、权利保护与公共责任,构成高等教育监管的三重正当理由。高等教育监管失灵的根源在于,自治、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协调困境。以透明、优质、创新等要素构成的责任导向,强化了大学自治的规范负荷,加剧了大学治理中的权力(权利)冲突。而以可及性、职业安全、隐私权、知识产权与反歧视等为基本主张的权利时代的到来,也不可避免地重塑了大学治理的形态。采取更加"精明"的高等教育监管策略,加强对高等教育监管机构的监管,提升高等学校的机构能力,构成高等教育监管走出迷思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