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精神胜利法”与奈保尔“视而不见”的比较研究

鲁迅笔下的“精神胜利法”与奈保尔的“视而不见”在封建历史和殖民历史中分别发挥着宗教的功能。“精神胜利法”是阿Q的个人宗教,能够为任何遭受苦难的人提供情感慰藉并恢复心理平衡。同样,奈保尔作品中印度独立后的“视而不见”虽然是一种退缩和盲目的形而上学,导致了象征主义和对西方的盲目模仿,但是“视而不见”也是一种满足自我的哲学,是印度的集体宗教,对自我的维系至关重要。“精神胜利法”和“视而不见”都是典型环境下的典型行为,还是对存在主义之问的艺术再现。

作为“正信”的阿Q“精神胜利法”

阿Q的“精神胜利法”,蕴藏着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德行品质重建的重要问题。赵太爷所代表的旧乡绅和假洋鬼子所代表的新的知识阶层都缺少“正信”品质,而这恰构成了阿Q精神胜利的底气。这种状况与宋以来理学的发展历史,尤其与清紧密相关。清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作为统合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承接明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乡村社会管理方式。经过有清一代的理学教化,“民”严守礼法,“士”言行分离。晚清西学东渐,留学生逐渐接替旧乡绅成为新的统治阶层,但依然延续着无法得到民的认同的老问题。作为经过教化、遵守礼法已成为主观无意识的底层农民阿Q,其言行严格按照圣经贤传,但内在观念与基本生存的矛盾,使其只得以“精神胜利法”来弥补两者间的裂隙。阿Q的言行分离和名实不符是被动的,与赵太爷代表的士阶层的“伪”不同。面对“士”“民”分离,如何发挥理学中“正信”的积极价值,从而有效吸纳消化外来文化,是百年新文学持续思考的重要问题。

对阿Q“精神胜利法”之深层心理分析

本文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心理特性、成因的心理分析,揭示了阿Q"精神胜利法"与历史循环论、普遍的国民劣根性的内在联系,旨在进一步理解文本,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理解作者对健全与独立的个体人格的孜孜追求。

“精神胜利法”与“文化革新”:“道德的教育”何为?

教育本身是需要德性的,道德教育更应当是"道德的教育"。现实中不少所谓的"道德教育"实际上是"缺德教育",这种教育体现出"精神胜利法"指导下教育自身的道德危机。"斯德哥尔摩症"是形成缺德教育的重要心理机制,它直接导致了教育的被动、消极和软弱,导致了教育主体人格的丧失和创造力的枯竭。"文化革新"要求在"异质的平等观"的指导下实行差别对待,从而为教育自身提供一种"合法性"的依据,并为教育活动实现道德上的"超越"奠定基础。

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陈奂生的"阿Q气"

鲁迅的《阿Q正传》、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都有很重要的地位。阿Q、陈 奂生这两个艺术形象虽然都是农民,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就又使他们各有特点了,成为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 缩影。阿Q是典型的旧式不觉悟农民形象,性格中带有极深的奴性,"精神胜利法"是其性格的主要特征;陈奂生是 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精神生活却极度贫乏,憨直、朴实,又带有点"阿Q气"的新时期典 型的农民形象。他们性格中落后的东西都因袭了历史重负的缘故,但阿Q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与陈奂生性格中 的"阿Q气"又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论阿Q民族观与“精神胜利法”之关系

阿Q的“把异族视为鬼子”和“把异族视为神仙”的民族观使他产生了 论阿Q民族观与﹃精神胜利法﹄之关系 两种精神胜利 :“神鬼相别的心理优越”和“人仙相邻的心理优越”。这影响了中国国民性中主奴根性的形成。

对国民魂灵的深刻剖析——简析阿Q形象与“精神胜利法”

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一文中指出，创作《阿Q正传》是为了“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的”，后来在《再谈保留》一文中再次申明，写《阿Q正传》是为了“暴露国民的弱点。”基于这种思想认识的高度，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愚昧落后和不觉悟的农民形象，并由此对国民的劣根性作了激烈的否定和深刻的批判。

论“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发展

“精神胜利法”的提法源于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到目前为止的有关研究大多局限于《阿Q正传》本身，并将其产生的时限推定于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有关人性和社会意识的论述为指导，联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认为从“精神胜利法”的产生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阿Q“精神胜利法”的历史生成

阿Q的“精神胜利法”，其基本特征即把现实中的失败转变为精神上的胜利；学者们对此意见大体一致，但对其产生却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它们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阶级的观点，另一类是超阶级的观点。阶级的观点认为，阿Q精神只能在统治阶级中产生，被压迫者，象阿Q阶级也具有这种精神，则是被统治的结果，是受统治阶级精神奴役与沾染的结果；超阶级的观点认为，

“精神胜利法”的退场与阿Q的“成长”

在围绕未庄展开的“离去-归来”叙事中,阿Q共享了鲁迅“在而不属于”的精神姿态,两者视角的叠合为“精神胜利法”的退场提供了契机,开启了阿Q的成长之路。阿Q归来后对未庄人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在“革命”“不准革命”中的种种举动,根本上都是“自我”觉醒过程中逐步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外在表征。直至最后的“大团圆”,通过两次“思想”的“回旋”,阿Q基本放弃了“精神胜利法”,以死亡的形式完成最终的成长。从“成长”的视角来审视阿Q这一人物形象,可察见有关阿Q典型性论争的“洞见”和“不见”,还原一个更接近文本旨意的阿Q形象。

日本明治后期的美术思想对李叔同产生的影响——以《图画修得法》(1905)为中心

《图画修得法》是李叔同第一篇表述了他美术观点的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图画"这个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画(绘)"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新定义。虽然1905年的李叔同还只是一个留学日本的学生,但他已经开始向中国国内刚刚起步的学堂教育提供科学的教育方法。通过《图画修得法》我们还可以发现,李叔同意识到艺术不仅可以作用于人的智力、感情与意志,还可以对人类的精神乃至灵魂产生效果。在《图画修得法》中,李叔同最为关注的概念一个是"自在画",另一个是"精神法"。"自在画"是明治时期日本美术学者创造的兼容东方与西方绘画创作的新概念,它标志着一个绘画的新领域。"精神法"是明治美术理论家冈仓觉三与他的学生柿山蕃雄在融汇南朝谢赫的画六法的第一法"气韵生动"与第二法"骨法用笔"的理论后,又补充以科学的认知观点而形成的。这一画法强调的是,通过毛笔这一作画工具所独具的精神属性,来表现画家的"自我"。李叔同理解的"自在画"的"自在",绝非"自由自在",而是画家"自我之存在"。

阿Q精神新论

阿Q身为奴隶 ,却梦想成为奴役一切人的“人上人”。这是阿Q性格里最根本的、核心的东西 ,他的一切思想行为 ,包括精神胜利法 ,都与此有密切关系。阿Q的基本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主义等级制度下 ,自己被人凌虐、被人吃 ,但也要凌虐别人、吃别人的人际关系的实质。这也是国民性的根本问题。只要封建等级制度的“鬼魂”还存在 ,阿Q就会存在。

论阿Q的“精神胜利”

中篇《阿Q正传》是鲁迅的代表。它通过阿Q的形象深深挖掘了中国农民身上愚昧落后的因素，并且作为愚昧弱国民性的典型，给予重重的鞭挞。它所以能给人以深深震憾，与它所用的“精神胜利法”有不可分隔的联系。

从现实处境和精神世界两方面分析“阿Q”的形象

鲁迅先生以思想家的智慧和文学家的敏感，创作出了小说《阿Q正传》。本文从现实处境和精神世界两方面分析主人公——阿Q的经典形象，摒弃其劣根性，发扬其优良性，以期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给21世纪的现代中国人以更多的启示。

叙事策略与文学效果——重读鲁迅的《阿Q正传》

如何解读阿Q的人物形象是贯穿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鲁迅《阿Q正传》的精读,阐明阿Q本是具有欲望与本能的生命存在,对阿Q的描写源于作者同情与怜悯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叙事策略。在探讨阿Q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可能性时,论证其并非源于文本中所描述的阿Q人格,而是出自作者的叙事策略在文本和读者之间产生的文学效果。阿Q作为具有欲望与本能的生命存在,如果对他的刻画能够突破“精神胜利法”,这并不是因为阿Q在文本中的觉醒,而是源于读者在文本之外的觉醒。尤其是阿Q因对死亡感到恐惧的本能觉悟而呐喊“救命……”的内心独白,与作者的声音正好重合,而如何拯救“灵魂被咬”阿Q的精神觉醒则留给了读者。总之,由于作者的叙事策略在文本与读者之间产生了文学效果,从而使《阿Q正传》的文本具备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可能性。

关于阿Q的“革命”问题

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忽视了鲁迅写作《阿Q正传》时的思想观点和文艺观点,仅仅一般地根据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关于农民问题的正确思想来解释阿Q的"革命"问题。事实上,阿Q的"革命",不过是他的"精神胜利法"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另一种表现的形式而已。

阿Q与陈奂生之比较

鲁迅的《阿Q正传》、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都因作品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赢得了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赞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拥有很重要的地位。阿Q、陈奂生这两个艺术形象虽然都是农民,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不同,就又使他们各有特点了,成为两个不同历史时代的缩影。阿Q是典型的旧式不觉悟农民形象,性格中带有极深的奴性,“精神胜利法”是其性格的主要特征;陈奂生是走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但精神生活却极度贫乏,憨直、朴实,又带有点“阿Q气”的新时期典型的农民形象。他们性格中落后的东西都因袭了历史重负的缘故,但阿Q性格中的“精神胜利法”与陈奂生性格中的“阿Q气”又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面对死亡的拷问——论祥子与阿Q的人格及其关系

祥子有毅力、有目标,面对生活的挫折,不断给自己施加压力,最终无法承受生活的重压走向精神崩溃;阿Q没有目标,更没有毅力,面对困境,自我放逐,不断运用自己的"精神胜利法",最终因放浪,被送上断头台。他们两个是人性中两个极端的典型,是一种对立的人格,同时,他们两个人的个性又具有很强的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