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紧急状态法制的重构——从反思《突发事件应对法》切入

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紧急状态法制发挥着公权和私权再平衡的功能,并为社会秩序的转换提供统一标识。受2003年“非典”推动的“紧急状态法”中途改为《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一立法思路的转变使宪法上紧急状态制度的实施失去依托,对国家依法宣告紧急状态形成了制约;而《突发事件应对法》实施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其并未发挥好应急领域基本法的功能。为此,建议全面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将其分拆为“紧急状态法”和“应急管理法”。“紧急状态法”应降低宣告紧急状态的门槛,将紧急状态类型化,围绕特别重大突发事件的事中和事后应对环节建立具体制度。“应急管理法”应当合理设定立法目标,把握好“综合法”的定位,理顺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确立应急管理基本原则,重点规定跨灾种、跨部门,需要统筹协调、综合管理的应急管理活动。

由防治非典引发的法治反思

我国政府法治在遇到与非典类似的紧急状态时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一是立法准备不足;二是如何推行政府信息公开;三是怎样确保政府在处理紧急状态时的行政行为仍能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为化解此类问题必须加紧制定“紧急状态法”,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突发事件;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疏通信息渠道,促进政府与公民良性互动;明确紧急状态时公民不被侵犯的人权,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