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三水籍赴新女华工“红头巾”研究

"红头巾"是20世纪上半叶在新加坡建筑行业形成的一个广东三水籍华人妇女劳工群体,因其头包四方红头巾的共同形象特征而得名。作为特定时期具有明显地缘、业缘特征和族群认同意义的女性移民群体,"红头巾"在海外勤勉节俭、刻苦耐劳、不屈不挠求取异域生存的同时,为新加坡城市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区域经验与国家叙述:三水“红头巾”文化精神的书写研究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以西方现代性规范为导向的现代启蒙主义叙述已难以完成全球化处境下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表述,而区域经验及文化的凸显更使得以往的中国叙述亟须进一步修正与完善。作为20世纪20年代自觉而主动下南洋打工的中国女性,三水"红头巾"增补了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的生存经验及样态,为中国叙述超越"传统——现代"的启蒙主义模式提供了素材。以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为基础重新审视区域经验,既是超越主流话语权力及知识权力叙述、确立区域文化精神的切入点;同时,区域的经验,也是建构区域文化并使之成为参与国家叙述的重要路径。

《人生》中“红头巾”“红盖头”象征符号解析

“红头巾”和“红盖头”是《人生》中两个典型的象征符号,“红头巾”是高加林和刘巧珍唯一的爱情信物,其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符号承载了高加林对理想恋人的塑造以及对现代文明的追求。“红盖头”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符号,不仅体现了刘巧珍对自己现实处境的认同,也体现了高加林追寻现代文明失败后对乡土文化的重新凝望。无论高加林对刘巧珍的“理想改造”,还是刘巧珍放弃“红头巾”选择“红盖头”,都是路遥在创作前期对现代文明和乡土文化“非此即彼”选择冲突的一种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