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宝书”受宠之群众心理解析

"文革"期间,几乎人手一册"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人们随时随地或朗诵之或背诵之,整个中国几乎成了红色的"海洋"。"红宝书"受宠既有外在原因,又有群众内在的心理因素。群众是崇拜"红宝书"的主体,要了解"红宝书"热销的内在的具体而微的原因,要了解外部因素是如何通过群众心理起作用,应从心理尤其是群体心理着手去剖析人们对"红宝书"非理性化的崇拜。以心理学特别是群众心理学来解析"红宝书"受宠的作用机制,不难发现,外在因素对"红宝书"崇拜主体——群众的心理产生的作用是"红宝书"受宠的内在原因:在心理上,它通过自恋机制让人们保持着热情,通过逃避机制给人以安全和正义,通过催眠机制让人欣然地麻痹,使群众看不到实质。

跳出体制内的“红宝书”

本人在一家国企做宣传工作，因为曾经“入市”过，所以对国企之外的企业有所了解，那个时候是做销售工作，后因文字特长进入国企，有时颇感待遇和自己的付出不对等，景老师的这篇文章提供了很多可以让我定心的东西。

领“红宝书”也要论出身

"出身论"在文革前曾甚嚣尘上。今天,出身论公开地似不讲了,但又冒出了"官二代"、"富二代"等说法。出身,还是或多或少地在决定着人们的命运啊!

黄立清与“红宝书”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军上下掀起了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我的父亲黄立清时任沈阳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也在不断摸索如何让全区部队干部战士更好、更方便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有效方法。父亲有个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不管白天工作爹畦多累，晚上一定要阅读当天的报纸。

从军队到民间:“文革”前中期的“红宝书”及其传播

“红宝书”通常指《毛主席语录》，它在20世纪60年代风行全中国乃至传播到全世界。“红宝书”首先由军方组织编辑出版，随后在社会上得到推广。广大城市和农村地区在60年代初分别开展了“五反”“四清”运动，“红宝书”在此背景下开始从军队向其他机构和群体传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红色狂热”浪潮。

跨国公司需要新“红宝书”

20多年前，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市场不那么大，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份额只占全球一个百分点，而中国是用市场换技术、资金，以及寄望外资为中国培养人才i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很多外资公司在中国的销售占到了3至5个点，而按照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市场占有率还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20％的目标应该是可期的。

一切从“红宝书”开始

我的命运被一本书完全改变，那就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红宝书”!

别具一格的“白皮书”

研究中国的出版史，“内部发行”的图书是很有趣味的一个课题。据我所知，“内部发行”的图书由来已久，规定只有一定级别的干部或有关单位方能购买。“文革”时期大概也是沿袭了过去的办法。收藏界人士一般都比较关注这个时期大量出版的各种版本的“红宝书”和毛选，但是对于另外一种“内部发行”的翻译图书，似乎兴趣不太大。

好书伴我度人生

出生于大跃进时代的我，用动乱岁月打发掉了我的童年时光。那时，除了“红宝书”外，其余的书籍都当做“四旧”收缴销毁了。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我们所在的小学是一栋地主的老房子，很宽敞。除了一楼有几间辟作教室外，木板楼上就空着。被当时的“大队”作为放“四旧”物品的仓库。

物神的视觉修辞:毛泽东时代美术图像中的物—符号

在艺术史和文化史的批评视野中,挪用毛泽东时代的美术图像是中国当代艺术重要的图像脉络和意识形态主题。当怀旧、嘲讽、自省等词汇杂糅起来试图解读挪用中的象征时,图像符号在不同话语中却呈现出表意的暧昧,这是由符号意义的不定性所造成的。对它的捕捉需要潜回毛泽东时代美术作品的表意系统,把握视觉修辞对意义的生产及权力关系。本文从这一时期图像内部重复出现的物——"红宝书"、收音机和像章——切入,分析它们所具有的拜物教式的物神特征及其符号效果。在主体与物的关系中,它们分别主要从视觉、听觉和触觉的不同感官性中组织画面叙事和表意逻辑,通过反复和差异的图像修辞建构意义的链条,这一时期的图像生产也就呈现出指涉系统的整体化。

感谢峥嵘岁月的馈赠

习惯于周末逛逛书市,驻足琳琅满目的图书前,呼吸着扑鼻而来的油墨的清香,我总会忆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忆起那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全国人民共读“红宝书”的年月度过的。

鲜为人知的《刘主席语录》

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可谓家喻户晓，可鲜为人知的是，在“文革”初期的1967年，香港自联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刘主席语录》，该书的编撰者是定居美国纽约的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司马璐先生。在“文革”初期，司马璐读过传到香港的《毛主席语录》后，认为毛、刘二人思想观点有同有异，毛未必对，刘未必错，所以就动手选编一本《刘主席语录》。

“腐乳”达人,时尚过日

“很久很久以前”，和全屋女生听着新东方俞敏洪的MP3狂背“红宝书”时，遇见一个单词Fruga，俞老师细细的声音谆谆教诲着：“Frugal（furugou）是‘节俭的’意思，我就记腐乳过日，每天吃酱豆腐，生活一定很节俭。”俞老师伟大的联想力伴随我考完GRE，飞越重洋。如今，我在美国念完书，找到了工作，直到有天在街上遇见一家叫做Frugalista的商店。

—本当年“抗美援越”战士的日记本

2006年12月27日，我从湖南韶山参观后回到长沙。这天，我在长沙河西毗邻湖南师大一个偏僻小街的旧书店里。淘到10余本旧书和几个老日记本。其中有一个日记本是大红布纹塑料封套，规格15厘米×10厘米，封面正中下方烫印有陆海空三军军人半身浮雕像。前后扉页为陆海空各军兵种军人手持“红宝书”。

好书伴我行

小时候，爷爷常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要求我好好读书。那时，我连这话是啥意思都不明白。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上学了，人们也常说读书，那个年代，我在小学、中学所学的，连教材都不齐全，“红宝书”倒是书包里必备的，每天都得读，要在教材里、“红宝书”里我去查找爷爷的教导，书便成了我的最爱。

我的抄书经历

许多人都有抄书的经历,我也如此。记得小时候家里除了几册“红宝书”外,几乎无书可读。一次,偶尔得到一本《鲁迅诗歌选》,就萌生了抄下的念头。其实,当时对鲁迅是谁,也并不知晓,只觉得好玩,就抄了起来。在抄的过程,也背过了诸如“横眉冷对千夫指”等诗句。这次抄书,实无意为之,不料却为我而后爱好文学播下了种子。

中国画的“视觉研究”——关于高居翰的另类怀念

高居翰先生于数日前辞世。一时间，微博、微信尽是悼念。这本正常．对一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贤，我们理应如此。然而，中国人的”情感表白”向来不靠谱——平日里很”吝啬”．特殊时刻很“奔放“．以致“悼念”这样的哀思．总会掺杂“神化”的冲动。对高居翰先生．亦然。网络上其观点的各种“摘录”．成为被奉若神明的“红宝书”。仿佛他的辞世．让我们突然发现了一道精神导领之光。其实，所有神化的“导领之光”都不存在．它们只是我们特殊的“想象”。

礼仪是生活的彩绘

英女王招待贵宾，大多在白金汉宫的宴会厅。原先菜品丰盛，每回十几道菜；如今紧缩银根，减成了4道，而且西式料理的“三大珍珠”鱼子酱、松露、鹅肝一概撤了。餐具豪华、礼仪排场，便也遮掩过去——哪位元首会借机大快朵颐呢!用餐的礼仪是一种文化，也是政治。六七十年代内地闹“革命”，吃窝头咸菜也要先请示墙上一张纸，再自己动筷子。那是政治规矩。现在的作派翻了个儿，慈善奇葩陈光标发财不忘节约，率众进餐馆将食客们的残羹剩饭吃光舔净。前者是礼仪中了邪，后者索性没了人样儿。礼仪之洋邦也好不到哪儿去。英国下院开会不知从哪儿弄了本“红宝书”，议政厅嘻闹一片；日本政客更是西装革履争抢一团，真可谓“礼崩乐坏”，该进孔子学院培训一期了。

信徒与读者——重读毛泽东著作（一）

作为他的崇拜者、拥戴者、信徒，30多年前我就是了。而作为他著作的读者，我似乎刚刚开始。 童年的我，家里有他的“红宝书”和《选集》四卷。一个普通工人的家里，除了我的课本和小人书，再无别的藏书，因此他的书也就和他的名字一样神圣。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

《毛主席语录》出版背后的故事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们，无不对《毛主席语录》记忆犹新。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大、印制精美、种类繁多、读者也最多，而且封面大都采用在其他书籍中不常见的红塑套装，因此，《毛主席语录》又被称为“红宝书”。“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不仅风靡全国，还遍及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有史以来中国图书出版发行数量的最高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