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的知识谱系与意识形态——“文学性”问题在1980年代的发生

文章主要追溯80年代“纯文学”观念由怎样的知识表述构成,并分析这种表述方式的意识形态特性。论文把起点设定为对当前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反省,认为首先需要区分“体系内批判”和建立在对艺术体制自觉基础上的“自我批判”这两个层次。当前的文学常识主要是80年代建构出来的,因此,厘清“纯文学”的知识谱系是进行文学性讨论的历史前提。“纯文学”体制形成于80年代后期,并主要在三个领域内运行,其一是以“诗化哲学”代表的哲学/美学领域,其一是转向对语言/符号关注的文学理论领域,另一则是“重写文学史”思潮所代表的重构经典的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论文详细剖析了三个领域中“纯文学”表述的特定知识谱系,及这些表述发挥政治性的方式。论文最后认为,90年代以来的历史变迁将那些支撑“非政治”表述的潜在的认知框架暴露出来,从而提供了对包括“纯文学”在内的整个80年代进行自我批判的历史条件。

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

针对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辨析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的关系,它们虽然取向不同,但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底层写作不能无视“纯文学”在形式探索等方面的成就;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充分借鉴“左翼文学”的经验与教训,底层写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纯文学”观视野下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气象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它使古代文学研究范围纯粹化,使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文学独立的审美价值也得到认同。但是",纯文学"观这种源于西方的现代文学观念虽使中国古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它却忽视了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状况,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其阐释话语有着明显的西方色彩。

20世纪初“纯文学”观的确立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纯文学"观取代"杂文学"观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纯文学"观在与"杂文学"观的冲突中日益彰显;"五四"前后,"杂文学"观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猛烈的冲击,"纯文学"观的权威地位在学术界初步确立,但仍表现出"新旧杂糅"的特征;20年代末尤其30年代,"纯文学"观才被学术界完全接受,进而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讲述“历史”的理想情怀——评毕光明、姜岚《纯文学的历史批判》

在经历多年的探索与积淀之后,毕光明、姜岚再次推出了＂纯文学＂研究力作《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相较出版于2005年的《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纯文学的历史批判》中的绝大部分论文写于新世纪,且态度鲜明地表达了＂历史批判＂的学术立场,这不由得使我们在感佩之余,抱有较为强烈的阅读期待!

多维视野下的纯文学谱系建构——论毕光明《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的三种研究维度

作为纯文学的卫道者,毕光明先生一直在捍卫纯文学的学术之路上执着前行,与夫人姜岚合著的《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以及《纯文学的历史批判》无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其纯文学的批判观念,而新著《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一如既往地以纯文学的价值立场来关注中国80年代以后的文学现象,追溯了纯文学在新时期如何与政治意识形态剥离又抵御住商品经济浪潮的巨大冲击的发展过程,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示了纯文学的非凡魅力，可谓是对纯文学追求的坚守。

小田切秀雄在沪作关于“纯文学”的学术报告

日本著名学者、日本法政大学文学部教授小田切秀雄5月上旬随同日本人文社会科学交流协会第四次访华团来沪访问,于5月9日下午同我院文学所以及复旦、师大、外语学院、《社会科学》编辑部、译文出版社等有关单仕的同志进行了学术交流。小田切秀雄作了《日本近代。

透视当今“纯文学”

“纯文学”自产生以来就存在着颇多的争议,这些争议既包含有纯文学本体上的论争,也涉及到与纯文学相关的文化、哲学、美学、语言学、历史甚至宗教、心理学等诸多方面的异议。本文把纯文学具化为“内环境”和“外环境”两部分,并试图从美学(狭义上而言)、语言学、哲学、历史(广义上而言)和社会等五个范畴入手来粗略地考察其在当今中国的发展态势。

从内向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转换——兼谈文学史的当代功能

随着文化语境的变迁 ,“纯文学论”、“纯审美观”在完成历史使命后 ,已势成强弩之末。文学定义的重新理解 ,国外文学史观的发展流变 ,昭示着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视野的转换 :弥合审美和历史的鸿沟 ,为当代精神提供参照 ,应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发展趋势。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为什么是“50后”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对这届获奖作品的议论,就像历届评奖一样远远没有结束。不同的是,这次茅盾文学奖评选规则的变化以及'纯文学'的'低迷'处境而使其更加引人瞩目。评选的'大评委制'和实名投票,不仅对参评的评委是一个挑战,同时公开发表的多轮投票的'不确定性'构成的'悬念',这也使评奖多少带有'娱乐'性质,就像'超女''、选秀'一样';纯文学'近年来的'低迷'处境似乎已成共识,在媒体和各种话语形式的讲述中,这个历尽百年的文学形式似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即将'寿终正寝',而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使公众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一文学形式,也有机会公开参与议论。

文学史与“中国意识”

长春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由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等共同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被认为是一部"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中国文学史。方铭教授在序言中说:"中国古代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并且在没有接触西洋文学观念之前,它不但存在,而且有着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认可的社会责任,并良好地发展着。中国古代文学家按照中国文学自身的运行方式为中国的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相对独立存在和演变,决定了西洋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实际的隔膜,当然,这种隔膜绝不意味着互相对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承袭西洋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渐渐被忽视,中国古代文学史变成了西洋文学观念指导下的中国的文学演变史。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方铭教授认为,文学本来是中国固有的学科概念,20世纪文学史研究者的错误就在于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不是"文学",即与西方特别是苏联的"文学"概念不同,所以,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写作者都努力用西方的文学概念来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所谓"文学性",在文学起源问题上,重构了所谓中国文学起源于"神话"的神话;把日本人提出的以西方近代所谓"纯文学"标准建构的"魏晋文学自觉说"作为中国文学成熟和独立的标志;以想象性、虚构性、形象性为单一标准,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以西方文学的三分法或者四分法来给中国古代文学分类,没有给中国独有的文体以充分的重视;以似是而非的所谓"封建思想"否定中国文学所具有的载道传统的价值。凡此种种,都严重扭曲了中国文学的本来面貌。因此,方铭教授主张应该在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同时,方铭教授认为,近些年,随着学科调整和大学教育普及化,中国文学史教育有去学术化的倾向,这不应该是发展方向,所以,强调教材应该体现学术性。另外,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学史应该涵盖中华各民族文明的成果,应该体现多元性。我们认为这些观念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我们选发了方铭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前言,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评论,表达对方铭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关切。

“大文学史”的边界

一、＂大文学史＂针对的问题在＂大文学史＂这个概念中＂,大＂的指向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实际是个混沌的问题。这个问题如同＂文学史＂的暧昧性,文学史的落脚点,究竟是＂文学＂还是＂历史＂,一直也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反映出现代学科划分的某种尴尬。

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日本接受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尝试对中国文学进行通史性质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士兴起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热潮。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此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呈现了这种文学观嬗变的历程。

文学的回归 历史的溯源

长春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由北京语言大学方铭教授等共同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被认为是一部"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中国文学史。方铭教授在序言中说:"中国古代文学有数千年的历史,并且在没有接触西洋文学观念之前,它不但存在,而且有着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认可的社会责任,并良好地发展着。中国古代文学家按照中国文学自身的运行方式为中国的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相对独立存在和演变,决定了西洋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实际的隔膜,当然,这种隔膜绝不意味着互相对立。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承袭西洋文学观念,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渐渐被忽视,中国古代文学史变成了西洋文学观念指导下的中国的文学演变史。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方铭教授认为,文学本来是中国固有的学科概念,20世纪文学史研究者的错误就在于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学"不是"文学",即与西方特别是苏联的"文学"概念不同,所以,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写作者都努力用西方的文学概念来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的所谓"文学性",在文学起源问题上,重构了所谓中国文学起源于"神话"的神话;把日本人提出的以西方近代所谓"纯文学"标准建构的"魏晋文学自觉说"作为中国文学成熟和独立的标志;以想象性、虚构性、形象性为单一标准,评价作家作品的优劣;以西方文学的三分法或者四分法来给中国古代文学分类,没有给中国独有的文体以充分的重视;以似是而非的所谓"封建思想"否定中国文学所具有的载道传统的价值。凡此种种,都严重扭曲了中国文学的本来面貌。因此,方铭教授主张应该在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时候,体现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同时,方铭教授认为,近些年,随着学科调整和大学教育普及化,中国文学史教育有去学术化的倾向,这不应该是发展方向,所以,强调教材应该体现学术性。另外,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学史应该涵盖中华各民族文明的成果,应该体现多元性。我们认为这些观念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此,我们选发了方铭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前言,以及其他几位学者的评论,表达对方铭教授提出的《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关切。

20世纪初文学观之变迁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初创

20世纪初,林传甲、张德瀛、窦警凡、钱基厚等文学史家,因囿于"杂文学"观,其所著文学史基本上等同于"国学史"或"国故史"。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经过一批有识之士的一再倡导和积极学术实践,尤其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到二、三十年代,文学史家普遍接受了源自西方的"纯文学"观。此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体系得以初步建立,研究面貌遂焕然一新。然而,"纯文学"观对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消极影响亦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