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俄国19世纪中期的“纯艺术”论之争

19世纪50—60年代随着俄国社会改革进程的加快,文学界展开了对艺术功能的论争,继承了别林斯基思想的现实主义派主张发扬果戈理的“暴露”传统,让艺术服务于社会,而唯美派站在“纯艺术”论立场上主张发扬普希金的诗意传统,打造“为艺术的艺术”。这场论争以《现代人》《读书文库》《俄国导报》《时代》等主流杂志为阵地,自50年代中期延续到60年代,发表了大量文章,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场论争一方面促进了俄国文学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一方面提升了俄国文学的艺术品格,并为后来的文学社会学批评和形式主义理论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纯儒循吏”陈星聚

清政府于光绪四年(1878)正式设立台北府,陈星聚出任台北开府首任知府,他带领台北乡亲在雨井烟垣荒烟蔓草的稻田上建成了台北府城。为官期间,他兴修水利、扶农重教,惩恶扬善,被百姓们誉为陈青天。他先后四次进京面圣,被誉为纯儒循吏。陈星聚把强国富民当做是自己的毕生任务,中法战争期间(1884-1885),他积极筹粮筹款,购买武器装备和枪支弹药,招募青壮乡民,扩充台北军队,誓死保卫家国,并亲自前往战前指挥督战,取得了台北保卫战的胜利。陈星聚于光绪十五年(1885)病逝任上,享年69岁,清政府追封他为三品道台御赐祭葬如例。

洪堡“纯科学”研究的理念及其当代启示

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认为大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以“纯科学”研究为己任,致力于纯学理、纯知识的探索。这是“纯科学”研究第一次引入大学教育,其在培养人的精神和美德的同时也促进了德国科学的辉煌。然而,“纯科学”研究理念忽视连接社会,逐渐显示出无法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缺陷。现今我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可借鉴“纯科学”研究的精神,探索学问,勇于创新,同时还要注重学术内因发展的外部社会条件,适时地根据社会的需要调整自己,并始终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人的道德与修养。

日本观念对初期中国“纯诗”的塑造

20世纪20年代中期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倡导的"纯诗"及实践,不单纯是引入马拉美象征主义诗学的"欧化"结果,而是西方象征诗学和日本辰野隆的心灵愉悦理论"合力"促成的。穆木天、王独清强调将诗与散文的世界分开,要有大的暗示能,即来自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的"激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诗歌的物哀情调和日本的异域体验、艺术观念密切相关,他们诗歌的色音追求也源于日本文化的制约。

“纯玩团”:一种旅游现象的思考

旅行社市场竞争的日渐加剧,导致了旅游过程中购物过多。针对这一现象,部分旅行社推出了"纯玩团",在旅游行程中不安排任何购物,依此招徕游客。文章认为,"纯玩团"现象的兴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和深刻的市场背景,"纯玩团"对于净化旅游市场环境,规范旅行社市场行为,维护旅游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但从旅游活动的完整性,旅游需求的多样性而言,将旅游购物排斥在旅游行程之外并不科学,对于现代旅游业,"纯玩团"是一把双刃剑。

试论“纯诗”理论与“国民文学”的深层悖论

20世纪20年代中期"纯诗"理论的提倡者们如穆木天、王独清都曾试图指出他们的"纯诗"主张与自"五四"以来的"国民文学"理念并无矛盾。他们的这种辩解固然具有一定理论上的合理性,也反映了他们跻身"新文学"主流、获得"合法性"的强烈愿望,但是,"纯诗"与"国民文学"在语言取向、审美取向、价值取向等诸方面都具有难以规避的深层张力与深层悖论。

“纯诗”美学与“纯诗化”写作的现代纠葛——从20世纪上半叶说起

20世纪上半叶,"纯诗"观念与"纯诗化"写作步调并非一致,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与悖论,呈现出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复杂历程。初期象征派诗人大胆探索"纯诗"审美之路,但其实践创作与"纯诗"美学相背离;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在"纯诗化"写作中融入"非纯"因子,其具有悖论色彩的诗学探索,使中西诗歌文化在矛盾中获得统一;"九叶派"诗人穆旦以其对新诗口语化和散文化的独特理解与崭新创造,超越了现代"纯诗"传统,使"纯诗化"写作在回返中实现了新质跨越,"纯诗"审美与"纯诗化"写作之间走向统一。

文艺的功利性是普遍恒久地存在的——普列汉诺夫对“纯艺术”论的批判

普列汉诺夫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地剖析了“纯艺术”论的荒谬性、产生原因及其对文艺发展的影响。普氏这些论述，对我们正确认识文艺的社会作用，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梁宗岱的“纯诗”理论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在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不但与其生平有关,同时,也与其个人的创作密切相关。本文从三个主要方面论述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并关注外部时代环境对这种"纯诗"理论的影响,而这样的目的就在于阐明其理论的丰富性和本土化色彩。

论《朝花夕拾》中“纯白人”

鲁迅在留日时期提出了"纯白人"观念,这一观念广泛地渗透在《朝花夕拾》中,具体通过童真童趣、"下等人"、人性真实的知识分子和述学文的求真来表现。这些"纯白人"的散文化表现很好地实现了《朝花夕拾》回归闲静的目的,同时也表达了鲁迅对人性真实的渴望和人存在的基本价值判断。

“绝然的距离”的外延、内涵及诗学要义——从李健吾《〈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读入

1936年,李健吾在《〈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中提出一个颇为特别的说法,即“绝然的距离”。厘清“绝然的距离”的内涵,不仅对理解卞诗具有重要意义,也对理解北平“少数的前线诗人”的诗歌特征具有参鉴价值。更重要的是,这一说法隐含了李健吾的诗学观,他从“最初新诗”谈起,回归到“诗之为诗”的“纯诗”中,强调其“感觉”的应用、“灵魂的充实”“内在的真实”三方面的内质。在“繁复的现代”语境中,李健吾所谓“繁复的情思”,能够将“时代”“人生”、自我的“灵魂”,完成艺术性融合,符合了1940年代“新诗现代化”中“现实、玄学、象征”的特点,这是“绝然的距离”的核心要义,也是李健吾诗学观的诗学要义。

“纯”美学意识形态性质的三个面向——以阿多诺、布尔迪厄和鲍德里亚为例

阿多诺、布尔迪厄、鲍德里亚三位西方学者都批判、揭示了"纯"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思考"纯"美学的意识形态性,三人分别提供了商品化、话语符号权力、消费社会的符码化特征这三个具有借鉴意义的切入角度。

论鲁迅杂文中的“纯白人”

鲁迅在留日时期提出了“纯白人”的观念,在他后来的杂文创作中又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这一现象没有在鲁迅研究界引起关注。就鲁迅登上文坛以后的众多杂文而言,“纯白人”观念主要以“幼者本位”“青年勇直”和其他的变异类型表现出来。鲁迅的“纯白人”观念是他思考中国人现代化的根基,探究这一问题对中国人的教育和现代化有启示意义。

关于“舞”、“剧”相融的思考——有感于尤涅斯库“纯戏剧论”浅谈中国舞剧状况

“戏剧就是戏剧”,是尤涅斯库为了强调戏剧形式本体的地位而提出的重要论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一西方戏剧理论启发了笔者对中国舞剧创作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思索。本文集中对中国舞剧中舞蹈语言与剧作文本二元分立的现象展开评析,提出打破这种二元关系,尊重舞蹈自身的艺术特性,对建立中国舞剧的独立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由“纯语言”看解构主义翻译观——读本雅明《译者的任务》

通过分析和探讨"纯语言"这一重要概念,评述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实质。

现代“纯诗”批评审美意蕴论

20世纪30年代,面对新诗在诗歌观念、审美态度、诗思方式、诗歌意象等方面的"现代"变革,一些诗评家注重新诗内在的艺术价值和规律,寻求新诗的自律性和独立的艺术地位,以"纯诗"观念来评价现代派诗人的创作,以批评主体意识的强化积极适应着新诗审美变革的现代探求,在审美探寻动向、审美内质、审美价值尺度、审美对话模式等方面构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纯诗"批评体系,其丰富的审美意蕴对现代诗学的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纯诗”艺术的理论基石——30年代现代诗派的诗学思想

对现代诗派进行一番冷静的巡视后，我们捕捉到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现代抒唱群落中的不少歌者都擅长使“双枪”：兼具诗人与诗论家的双重身分。随着现代主义诗潮在３０年代的壮大强化，日趋走向理论自觉的现代抒情主体——流派核心层的戴望舒、施蛰存、卞之琳、杜衡与...

试论瓦雷里的“纯诗”

试论瓦雷里的“纯诗”袁素华保尔·瓦雷里（ＰａｗｌＶａｌéｒｙ，１８７１－１９４５）是法国后期象征主义最大的代表，被誉为“最纯正的象征主义诗人”，他还是这一文学思潮颇具代表性的理论家。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探讨与文学创作有密切联系的思维方法和精神活动规...

德奥“纯器乐”美学观念中的法国号音乐分析

19世纪铜管乐器在交响乐队中的意义和作用随着交响乐队编制的发展不断得以显现,尤其在德奥纯器乐作品中,铜管乐器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宏大的戏剧性叙述和深刻的哲学思考。以19世纪纯器乐(absolute music)作品为对象,通过对贝多芬《d小调第九“合唱”交响曲》第一乐章、瓦格纳《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两部交响乐作品中法国号的片段分析,有助于从微观视角探究铜管乐器在浪漫主义时期德奥纯器乐中的艺术魅力。

浅析电影《山楂树之恋》的“纯美”式审美体验

审美体验存在于审美活动的各个阶段,对于研究美、美学以及认识艺术的本体论具有重要意义。张艺谋电影《山楂树之恋》带来的"纯美"式审美体验,在精神领域所起到的情感净化作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势必会影响一批受众的审美活动及创作者的创作方向,探讨这样一种审美体验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及功能是笔者研究的目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