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经济学分析:一个文献综述——基于古典与新古典范式的视点

本文从范式演进的角度，对古典范式与新古典范式中关于知识的经济学文献，进行了全面回顾与逻辑梳理，并作出了相应的评述。本文指出，古典范式为知识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纯粹”的新古典范式由于受到保护带的制约，内在地把知识范畴排斥在外；经过Hayek等人对矫正保护带不懈努力后形成的所谓“修正”的新古典范式，为知识的经济学分析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探索空间。由于新古典范式的内在缺陷，经济学对知识的探索自然不会止于此。

新古典范式、比较制度范式与契约结构范式——交易费用内生化的三种思路

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交易费用模型化无法触及制度;基于比较制度范式的交易费用模型化对交易的组织细节虽有深刻的洞见,但无法求解均衡交易费用。鉴于此,提出一种创新的交易费用模型化范式——契约结构范式。从契约结构的角度发现:交易参与人的行为品行和信息结构以及标的专用性会导致交易冲突;改善信息结构、提升治理水平是化解交易冲突的必由之路;均衡交易费用出现在信息费用和治理费用的边际效应相等时;制度环境的介入会节约交易费用但会耗费制度费用,二者的权衡导出均衡的制度边界。

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经济政策分析范式的比较研究

新古典和演化经济学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经济政策分析范式,在政策分析的对象与本体论预设、基本假设、分析框架与方法、主要内容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新古典范式是在"手段—目标"框架下追求资源配置效率的数量型经济政策分析,演化范式则是在附加了"过程约束"的"手段—目标"框架下追求资源创造的质量型政策分析;新政治经济学与新演化政治经济学作为新古典与演化经济学进行经济—政治整合分析的努力,分别揭示了政策形成之政治过程的不同特征,故其经济政策分析体现出很大程度的互补性。

法律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理论框架与应用局限

法律经济学发展至今,需要对法律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进行整体性的梳理和反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法经济学包括六大理论构件,即一个理论前提(即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四大理论(即单向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律威慑理论、社会成本最小化理论和模拟市场理论)和一个规范基础(即社会财富最大化或社会成本最小化)。但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和社会成本最小化理论隐藏诸多未言明的理论前提和假设,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必然有限;未考虑法律的“定分”作用,建立在单向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基础上的法律威慑理论不能完全解说法律功能;主张“模拟市场”的科斯第二定理其实是法经济学家基于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误读科斯定律后的一个理论创造,以自由市场为调校标准并要求立法和司法都模拟市场的财富最大化伦理注定不会成功。

公共科技管理制度:从新古典范式走向演化范式

自主创新作为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备受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实现自主创新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保障和国家作用。然而,建立在新古典范式基础上的、以弥补市场失灵和实现科技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目的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并不能很好地为实现自主创新战略提供有益的指导。基于此,本文在演化范式下重新界定了公共科技管理的内涵,通过对新古典范式下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的分析,提出了公共科技管理制度的新范式,即一种以演化经济学为基础、以自主创新为导向的公共科技管理制度,并对其优越性进行了论证,以期为我国实现自主创新战略提供有意义的启示。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关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有观点认为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范式为基点。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它属于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三、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继承。

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关于诺斯制度变迁理论的方法论,有观点认为它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范式为基点。实际上,该方法属于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主要表现:一是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二是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三是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继承。

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变革与新古典范式的命运

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针对新古典经济学日益展现的弊端,西方经济学领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表现为:假设前提的修正、研究思路的多样化、具体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范围的拓展等。涌现出了大批朝气蓬勃、生机昂然的新学派。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呢?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生态缺憾及其克服——经济学的语境范式视角

当前在经济学界居于话语霸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因无法克服其生态"无根性"的致命缺陷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经济不可持续的危机。经济学的语境范式①是女性主义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流派相融合的最新研究成果,强调经济活动的终极目标,高度重视经济活动的自然和社会/心理语境,特别是高度重视人类经济所赖以生存的生态语境,即生态系统之根,把谋求经济发展与实现生态平衡结合起来,为克服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缺憾,进而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提供了较为可取的经济学理论框架。

范式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与经典力学的比较研究

新古典经济学与经典力学虽是分属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学科，但在范式的意义上二者又有着非同寻常的相似，从而通过比较使我们在进一步弄清它们的基本理论结构与思维模式的同时，在现代科学理论中为迟早要发生的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寻求一种范式支持。

古典与新古典两大范式的比较

范式 (paradigm )这一概念 ,由库恩(kuhn)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给予了阐释。所谓“范式” ,就是指科学家之间围绕假设、方法论原则、技术、事例等形成的一致看法 ,以及最终形成的一种学术思想和学术概念体系。即不同的范式意味着不同的前提、概念体系和理论方法。本文就古典与新古典两大范式在前提假设、研究对象、理论方法及概念体系四个方面作一基本比较。

从经济学范式谈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基础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进行了修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修正的经济人假设;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从而确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即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超越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与温和建构主义比较融合的可能

作为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国际政治学发展至今呈现出一种跨学科、多学科的魅力。在国际政治宏观理论发展基本停滞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试图超越托马斯·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律"。从彼得·卡赞斯坦的折中主义到塞缪尔·巴尔金的现实建构主义,学界愈加肯定对于范式间融合的尝试。该文试图为一种范式间支线理论的融合找到一种可能性,通过比较第三类新古典现实主义和温和建构主义的内核、边界与研究议程,并借助既有研究,认为这种操作是可能并且可行的。该文提供一种可持续性的研究议程,后续的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跨范式的理论融合尝试,这种研究既具有现实层面的意义,也具有理论层面的创新。

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

经济学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每一次"革命"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不同的研究范式,而每一次"综合"则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这种以"革命"与"综合"交替形式出现的经济学创新模式,既反映了人类经济历史不断前进的步伐,也反映了人类思想历史不断深化的过程。本文首次提出了现代经济学第四次革命和第四次综合的概念,并对第四次革命、尤其是第四次综合的内容进行了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的阐述。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助于中国经济学家尽快融入这场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理论创新思潮。

演化发展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哪一种产业政策的理论范式更适合中国国情

国际学术界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演化经济学和后新古典经济学,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在发展经济学领域中表现为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不同。两者的产业政策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基础:技术赶超或比较优势;新结构经济学有关政府作用的理论仍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败理论为基础的,而演化发展经济学则在批判市场失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家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不适合于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在运用于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国情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使是运用于低收入国家,也是有局限性的。事实证明,技术赶超而非比较优势战略更适合中国国情;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基础全面的价值链升级正是我国所有地方政府都面临的共同挑战,而《吉林报告》则忽视了这一关键问题。《吉林报告》的缺陷说明,聚焦于传统意义上产业部门之间区别的新结构经济学已不适应新国际分工对产业政策提出的新要求,演化发展经济学所关注的价值链特定环节、核心技术和组织能力已经成为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因此,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摆在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面前:是通过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还是在演化发展经济学基础之上,针对中国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发展一种历史和国情特定的中国经济发展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为什么是适用的

论文在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纲领进行简要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理论范式固有的局限性即其只适用于小范围短时间的微观制度分析,而不适于研究宏观视野的制度变迁历史过程。文章还讨论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范式适用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1.在市场经济的限度之内,“个人理性主义”的假设前提有暂时的合理性;2.边际分析方法适于渐进式改革的特征;3.中国经济改革的后发性特征的影响。

在范式转换中探寻“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一个基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理论解析

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分析范式历经多次转换,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和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分别促成了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这种宏微观理论的割裂使经济学研究存在不合理的悖反,推动了西方经济学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理论探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滞胀问题的出现,令西方学者在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外另觅宏观理论的研究基础,由此掀起复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热。与强调实物经济技术关系分析的主流新古典理论不同,以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之社会关系为分析线索的马克思经济学基于市场经济的竞争博弈规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在于获取按货币价值计算的利润或货币增殖。在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基础上,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矛盾和利润率下降、有效需求及经济周期与危机等宏观经济问题。依据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视角,这些问题不仅可以通过由市场经济或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统计变量的性质体现,而且其发生发展及相互之间也必然存在各种联系,从而能够经由微观基础到宏观经济的逐层推理建立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进行论证和预测。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科学阐释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的重要内容,完全不同于"剑桥资本争论"揭示的存在一系列逻辑悖论的新古典经济学在排除真正市场竞争前提下所给予的错误阐释。

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日文文献的贡献

近年来,在产业政策研究领域,演化经济学逐渐呈现出成为主要范式之一的趋势。日文文献是演化经济学范式的早期来源之一,代表了演化经济学范式的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受制于语言壁垒和学科偏见,日文文献的贡献被长期湮没。考证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具有演化经济学特色的日文产业政策研究出现于八十年代初期,在九十年代持续发展,近十余年来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日文文献依托技术革新研究和企业史研究,主要讨论企业合理化政策对于企业能力的影响。与相关英文文献相比,日文文献历史更久、更具深度。理解日文文献的贡献,有助于推动产业政策研究的演化经济学范式持续发展、改善中国的政策实践。